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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千年来，成都一直是中国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重镇。战国时代秦国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后，成都从古蜀时代的迁徙不定进入稳定发展时期，秦国能统一六国成为秦朝，汉中、成都两大粮仓为其远交近攻、逐个击破提供了相当重要的保障，五代时期两代西川节度使阴蜀之心渐起后是以成都为根据地建起自己的政权，再有修建城池也是最寻常的一种军事防御工程。

先秦张仪筑大城用又厚又高的土墙环卫着成都中心，“筑城取土处”形成的万顷池又成另一道屏障；到晚唐高骈上任，又在秦大城外建罗城，算是加强防御；后蜀孟知祥在罗城四角筑敌楼，罗城外增筑羊马城，成都城军事防御性能更进一步。

建设一座城池，城阙也是当中相当重要的一个分支，春秋至汉朝时期，阙的军事防御意义都远超其他。汉王朝建立后“开赊贷，张五均”，成都也是唯一不在中原腹地的“五都”之一，是相当重要的经济中心，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无论从哪个大的方向去分析，成都的军事防御工作都是不敢含糊的。

《尔雅》中讲“观谓之阙”，阙，或者称观，顾名思义其具有瞭望、观测功能，方便快速、准确洞见城内、城周的变化、异样，早作防范，这一起源于奴隶氏族的部落时期建筑及至唐宋时期才逐渐废退不用。在巴蜀地区出土的汉代画像砖阙的形象不尽相同，有诸如成都羊子山汉墓的有门带耳的阙，彭县双河乡东汉崖墓有门不带耳的阙，成都市郊东汉墓无门重檐的阙，新津崖墓无门重檐带耳的阙等，但这些阙的相同点都是下部柱身很高，顶上有小楼以备登临瞭望和警戒之用。

除了建筑上的防御设计，汉代的人们在生活中也相当注重积累狩猎经验锻炼、增进自己本身的防御进攻能力。

汉朝初建时，中原历经战乱国力衰减，当政曾采用过和亲的方式换取暂时的和平，但数百年来匈奴对汉朝北方边境的威胁仍是卡在统治者心上待拔出的一根刺，所以为了抵御匈奴的入侵，全国上下狩猎之风极盛，《汉书·地理志》有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以狩猎为先”可以说是汉代将军事武备潜移默化灌输进民众生活的一种官方策略。汉代历任皇帝都有巡狩的惯例，王公贵族以狩猎为休闲娱乐活动，百姓靠狩猎获取一部分物质生活来源，戎边将士以及当地居民均重视武备。汉代画像中出土了大量的狩猎图，正是时代特征的一个反映。

成都是西南地区重要城市，顺着历史的脉络梳理，还能发现古蜀成都存在不少卫防巧思，延续了几个朝代的筹边楼也是其一。

筹边楼的“筹边”二字其实就已凸显出它的属性了，《南省试策四》提到筹边讲：“请更以筹边进，从来筹边者三策：曰和，曰守，曰战。”说白了就是无论是人的策略，还是在建筑上花的心思，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将其作为辅助手段或工具来护一座城，守一城人。

筹边楼就建在成都的心脏地带，《大清一统志》介绍筹边楼：“在府治西，李德裕建，四壁图蛮夷险要，日与习边事者筹画其上，宋淳熙中范成大重建于子城西南，明时又改在都院之东，后圯。”

成都府治之西的筹边楼是中国最早的筹边楼之一，过后各地的筹边堂、筹边阁、筹边亭等建筑渐次崛起，壮大了筹边的谱系。唐建筹边楼是安史之乱后北方经济地位下降，长江流域地位迅速上升，成都成为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大城市，但在唐代元和、太和年间，西南吐蕃、南诏等民族经常入侵四川内陆，甚至兵临成都城下，为保社稷安稳，唐文宗太和四年（年），李德裕被委以检校兵部尚书兼成都伊充剑南西川节度使，主持蜀中军政事务。到成都后，李德裕既在大渡河沿岸险要之地和蜀与南诏、吐蕃交界之处修建大批军事要塞派重兵把守，又建立起边地战役指挥部筹边楼。在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区冒出这么一栋高楼，筹边楼也因此成为向外昭示剑南西川军备力量的一个高台。

唐朝后期王朝大势已去，南诏国摄政王嵯巅带着秘密收集的大量军事情报，在留在成都的内应和西南边兵策应、向导几方配合下，轻易攻入成都，成都府治西的这一处高楼被战火所毁。“宋淳熙中范成大重建于子城西南”及“明时又改在都院之东”又说明后来成都又重建过两次筹边楼，到清代有诗人廖光写《筹边楼·筹边楼上望龟城》，曰“筹边楼上望龟城，照耀千秋两地名”，晚清民国时成都民间流传的《渔鼓词》亦有“油篓糠市红布街，筹边楼挨广东馆”，再结合紧接着“西南明时又改在都院之东”之后的“后圯”，可见这又是另外新建的筹边楼了。

统归一句话，不论是建城造阙抑或军事高楼，它们是古代社会平战结合的工事，是为了政治长治久安的一种防卫手段，是古蜀人智慧的凝成。

文/远近图/网络

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得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迸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