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战略部署，还是军事指挥、行军作战，地图都是保证顺利完成任务的一项重要工具，这也是军事地理学中的一项最实用的手段之一。对于俞大猷来说，其海防地理思想的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军事地图的绘制与使用。

在俞大猷现存的文集中，保留了一套关于“平交”的进军路线图以及“处黎”的军事专题地图，是研究俞大猷以图指战思想的最原始也是最可靠的资料，具有相当宝贵的史料价值。

在多年的作战实践中，俞大猷向来重视舆图的作用，这在以下几点可以展现出来：首先，俞大猷在战略筹划之前，必先遣人勘测绘制军事地图。

如嘉靖四十一年（），俞大猷奉命征剿盘踞潮州地区的苏阿普等山贼，上任之后，并不急于出兵，而是首先遣人绘图，以便进一步的指挥，“欲剿此贼，又须差官先至该县，画图贴说，计兵计粮，围而攻之，庶可成功”。

又如同年围剿海寇吴平，其战略部署以及出兵路线也多以图说形式表示。可见俞大猷在战略部署之前，首先要获取当地的自然、人文等地理信息，而绘制地图便是最直观、最有用的一个手段。

其次，在战略安排、军事指挥方面，俞大猷也多采用地图这一形式表现出来，以贯彻战术的顺利执行。除了遣人绘制地图之外，俞大猷自己还经常根据其多年征战所获取的地理知识来绘制地图及图解。

如俞大猷曾于粤闽赣地区交界处为官，担任汀漳守备，驻扎武平地方。俞大猷深知当地暴乱频仍的原因在于“三省合界，彼此相推”，以至于“小患不减，酿成大患”，因此格外留意当地的军事地理形势。

故当朝廷征召俞大猷时，俞氏能够迅速地应对，并将之前留意过的当地的地理形势绘制成图，以图指战。诸如此类俞氏本人绘制地图、以图指战的记载为数众多，其中最显著便是现存《正气堂集》中的《交黎图说》。

第三，俞大猷深知军事地图重要的战略指向作用，极其注重地图的保密工作，故其内容也仅有相关的将领获准得见。如隆庆五年（），时任广西总兵的俞大猷为征缴古田地区的少数民族起义，曾绘制了《鵰剿古田之外僮贼图说》、《鵰剿龙门船埠里旺牛河图说》等军事地图及图解，分发给各路指挥官。

由于此图说包含了详细的战术及进军的安排，不宜流传过广，因此俞大猷特意知会总督殷正茂，以求做好保密工作：俞大猷在征讨之前，对军事地图的分发与传播十分谨慎。即便是军官的立场不同，俞大猷亦不敢轻易将地图分发给他。由此可知，俞氏对军事地图保密性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

在充分利用军事地图的基础上，对于军事地图的统筹制作与绘制等方面，俞大猷同样具备较高的水准。俞大猷在编纂地图之时，首先依照战区所划分的各级哨所，分别责成各哨弁兵就本辖区搜集地理信息资料，在限定时间内汇纂成图。

不仅如此，对于现成的地图，由于时间的变迁，图中的部分地理信息也会导致相应的变化，因此俞大猷也会及时地遣人调查更新。俞大猷还提到对地图着色，可见除了务求对地理信息的准确描述之外，俞大猷还将地图的精确性与写实性相结合，注重发挥传统地图中生动的表现力这一特点。这就是俞大猷制作军事地图的流程及特点。

然而，对于全面体现俞大猷军事地图学造诣者，当属嘉靖四十年（）俞大猷平定山寇时，遣人绘制的饶平、大埔、程乡三地之地图及其图解。地图编纂的全部过程，大致包括三个流程：

第一，每县首先选择原有地图一张，并找来该县环境的本地人一二十名，分别讲明该图中的每处山贼巢穴的地理形势、位置、人数以及附近良民村庄等地理信息，然后作一汇总。

第二，选该县十余位“有恒产、识事体”的士人前来总督府，审定汇总后的地理信息，以便相互勘合，查缺补漏。首先绘制地理总图一张，图中应根据各地匪情缓急分为几处大哨，每大哨额设一员监督参将或都司，一员统督。

接着根据每大哨的出兵多少，各画大哨图一张。在每大哨之下由设若干小哨，毎小哨设守备或指挥或千百户一员为哨官，再各画小哨图一张。以上层层相递，由大到小，构成“总图——大哨——小哨”的军事地图体系。

第三，图成之后，就图中所反映的地理信息进行“贴说”，即在图中相应的地点插入文字说明，包括出兵人数、钱粮、火药兵器等信息，此类信息统筹汇总之后，一方面汇报上级单位，一方面发与向导及大小哨官知会战略安排。由以上绘图的流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俞大猷“以图指战”的军事地理思想。

八幅《交黎水陆道路图》与十幅处黎图合称《交黎图说》，为俞大猷嘉靖二十九年分别担任都指挥佥事和参将征讨广西、琼州二地时所作，是俞大猷海防实践经验的结晶，笔者也将以此《交黎图说》展开对俞大猷“以图指战”海防思想的研究。

嘉靖二十八年（），俞大猷迁广东都指挥佥事，赶赴新兴恩平，很快便“平新兴、阳春、恩平、阳江、峒贼谭元清等”。在此之前，朱纨巡视福建，便荐俞大猷为备倭都指挥。此时适逢安南入寇，两广总督欧阳必进以安南叛臣范子仪拥众数万、入寇钦廉甚急一事，奏请俞大猷留任。

面对安南叛军“拥众三万，戮官破县”，明朝将领紧急招募步兵防卫边境。而俞大猷则认为，安南问题并非单纯的边境陆战问题，其根本还是海防问题。安南地区的历次进犯都是以海路为主，因此歼敌之关键还应是立足海防。

朝廷依俞大猷议，调集舟师，俞氏亲自出战，先后在冠头岭、永安、万宁斩敌数千，缴获、焚毁敌船数百艘，击退了安南的进犯。由于俞大猷在战前与战中均表现出色，事后在两广总督欧阳必进上奏请功的名单中，俞氏名列首位。

事后，俞大猷根据备战安南时亲历的水陆道路，绘撰成图，“著图于后，而条说于其前，以告后来有事于交南者”，此为《交黎水陆道路图》之发轫缘由。

《交黎水陆道路图》作于嘉靖二十九年（），出自俞大猷《正气堂集》卷三，共八幅，东起廉州府冠头岭，西至安南交城附近的红河三角洲，地图前后相连，合为一幅北部湾地区的海防总图。整幅地图之前附有数千字的图解，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探讨研究。

俞大猷通过查阅史志，发现地处粤西的钦廉地区大致每隔几十年便会遭受安南的侵袭，而敌人的每次偷袭几乎都是从海上进军，随处皆可登岸劫掠，以至于在海岸防御的陆军无法及时应对。

因此，俞大猷主张防御安南应陈兵与海，御敌海上，这也是创作此图之意图所在，即为后人防备安南提供战略依据以及海防地理形势的指导。

反观地图，我们可以看出该图对水文地理信息十分留意。该图对海中礁石、沙洲、险滩均一一标示，其中对沙洲的标示亦不尽相同，乌雷山下方的沙洲称“沙，潮退则见，潮满不见，船误搁之则坏”，万宁州下方海域中的沙洲则标示“洲有水”、“洲有水无山”等等。

除了以上对海洋水文情况的描述之外，俞大猷对港口、河道的湾泊航运条件同样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