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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越“夫椒之战”，越国面临亡国困厄，在范蠡等贤臣谋划下，越国确立了“兴越灭吴”国家策略，以耕战图霸业，在山会平原修筑新都城，越国农业由山区农耕走向平原农业。这一时期，越国对山会平原农业进行了有组织、有规划和高效率的开发，包括修筑农田水利工程御咸蓄淡、繁衍聚集人口拓边垦荒、因地制宜提高土地利用率等，并通过拓展水陆交通、学习外国先进农业技术、妥善处置农工商关系和农渔牧多形式结合等措施来发展农业经济，山会平原农业开发进入第一个历史高峰期。

关键词：吴越争霸；越国；山会平原；农业开发；范蠡

历史上山会平原农业经济发达，物殷俗阜，商客熙熙攘攘，自然风光与人文渊薮闻名于世，是江南经济文化重镇，在学界也是研究热点，学者一般认为山会平原开发起于东汉永和五年（公元年）马臻修筑鉴湖，兴于晋代士人大量南迁引得平原土地“亩值一金”，盛于隋唐明清历代对平原农田与水利系统不断整饬构建，但是研究多以东汉至明清鉴湖为中心的水利系统湮废整饬为中心，鲜有专文讨论吴越争霸时期越国对山会平原农业进行的奠基性开发。

一、“吴越争霸”之前山会平原的农业发展

山会平原是绍兴山阴、会稽平原的简称，宁绍平原的一部分，素有鱼米之乡之称，远古起“越”部族就在这里生活，平原农业水平总体处于原始状态，而且受自然环境变化影响有起伏。在第四纪剧烈海侵之前，相对稳定的平原农业生产已有一定的技术和规模，频繁的海浸潮汐发生，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越”部族不断改造海侵海浸多发的土地，以改善生存生活环境并繁衍生息，“治水”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南方大禹神话或许与此有关。

于越时期之前，山会平原自然环境恶劣，农业开发困难，史书中略有记载。范蠡曾对吴国大夫王孙雒说“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滨于东海之陂，鼋鼍鱼鳖之与处，而鼃黽之与同渚”，指出越国滨临于东海，和龟、鳄、鱼鳖和蛙为伍，自然条件艰苦，又为中原王侯所摈弃。吴国自然条件与越国也十分相似，同样困于海浸海侵，“吴故祠江汉于棠浦东，江南为方墙，以利朝夕水”，可以看出吴国因为水患，十分敬畏江海，把祭祀江海之神作为国家重要工作，并努力在江岸修筑堤坝来抵御大海潮汐的侵害。在越始祖无余时代，越部族建都秦余望南的山区，“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这一时期因平原受海浸海侵，越部族退入会稽山区，过着原始渔猎和刀耕火种的生活，农业水平极低。

20世纪70年代，河姆渡遗址考古发掘中大量发现稻谷等遗存，后续又在宁绍平原大量发现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河姆渡文化时期的农业特征是能够使用耒耜和种植水稻，这说明越地先民早已经以稻作农业为重要中心进行生产和生活，河姆渡人有发达的耜耕农业，有完善的耕作工具和丰富的烹煮器皿，既种植稻作物，也狩猎并采集酸枣、芡实和菱角等果实作为辅助。绍兴境内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说明山会平原有耜耕农业和犁耕农业两个阶段，后者以破土器石犁的发明为标志。另外，有学者指出“河姆渡属水田稻作农业，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而于越时期的农业以旱地农业为主，技术上较粗糙，农业的经济地位也有所下降。发生断层的原因是那次卷转虫海侵和越人的北迁”，认为基于自然环境的变迁，于越时期的农业发展较早期存在一定的断层退化现象，旱地农业重要性超过了水田农业。

二、吴越争霸时期越国对山会平原的农业开发

吴越争霸是春秋“礼制失序”背景下诸侯间政治关系紧张和经济诉求难以弥和的体现，越国能够横行淮河和问鼎中原是小诸侯国称霸的典型案例，归功于越国被迫实施的带有“战时经济”特点的“兴越灭吴”策略，在短时间内高效率的开发了山会平原农业经济，在人口、产业、经济和军事上取得了最大的聚集效应。

（一）国家策略：“兴越”与“谋吴”

吴越争霸始于鲁昭公三十二年（公元前年）“吴伐越，始用师于吴也”，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年）“于越徙都琅琊”，越国北上称霸，两国战争状态长达四十余年，历经两代君主，争霸早期，勾践遭受“会稽之困”，越国被迫纳土受降，鲁哀公三年（公元前年），勾践入宦吴国三年，鲁哀公五年（公元前年）回国，在范蠡和文种辅助下谋划实施了“兴越灭吴”策略，越国自此被迫走上“兴越灭吴”的战时经济国家策略。诸侯之间政治经济关系趋于紧张是春秋中后期最重要的历史特点，秦楚齐晋等大诸侯占据较好的地理环境，合适的地理屏障和富足的农业经济，使它们成为争霸的主要角逐者，并延续成为战国七雄，吴越两国受其影响，参与其中，但是吴越争霸既是晋楚争霸的缩影，更是自身“迫江薄海”生存资源紧张的体现。

越国实施的“兴越灭吴”策略集“谋吴”和“兴越”于一体，对山会平原农业经济的开发，既有直接的措施，也有借力吴国的计谋。鲁哀公九年（公元前年）越国农业欠收陷入大饥荒，山会平原可能出现了海浸海侵海水倒灌之类的自然灾害，勾践十分恐慌并召集范蠡谋划（越绝书卷五请籴内传记载，文种与勾践谋），打算请籴于吴，围绕这件事情，范蠡和伍子胥对吴越两国政治经济争霸本质的陈述，道出吴越两国国家策略实质内容的殊异。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饥，此越之福，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馀，其王年少，智寡才轻，好须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币卑辞以请籴於吴，则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吴，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请食於吴。范蠡认为农业关乎国家存亡，可以将天灾变成人祸转嫁于吴国，通过“谋吴”巩固越国农业经济发展，伍子胥对此了如指掌，他用地域经济特征来思考吴越问题，得出“有越无吴”的结论，谏议却未能获得夫差认同。“夫王与越也，接地邻境，道径通达，仇雠敌战之邦，三江环之，其民无所移，非吴有越，越必有吴，且夫君王兼利而弗取，输之粟与财，财去而凶来……且越王有智臣曰范蠡，勇而善谋，将修士卒，饰战具，以伺吾间也。”“若燕秦齐晋，山处陆居，岂能逾五湖九江越十七厄以有吴哉？故曰非吴丧越，越必丧吴。今将输之粟，与之食，是长吾雠而养吾仇也。财匮而民恐，悔无及也。不若勿与而攻之，固其数也。”这里越国“谋吴”策略成功，吴国施散粮食和钱财给了战争对手越国，为越国灭吴称霸埋下伏笔。

鲁哀公十一年（前年），吴国打算攻打齐国，伍子胥陈情越国勾践带头休养生息，越国才是吴国的首要敌人，却引来杀身之祸，“胥闻越王句践罢吴之年，宫有五灶，食不重味，省妻妾，不别所爱，妻操斗，身操概，自量而食，适饥不费，是人不死，必为国害！越王句践食不杀而餍，衣服纯素，不袀不玄，带剑以布，是人不死，必为大故。越王句践寝不安席，食不求饱，而善贵有道，是人不死，必为邦宝。越王句践衣弊而不衣新，行庆赏，不刑戮，是人不死，必成其名。……欲释齐，以越为忧。”文中可以看出，越王勾践对贤臣范蠡的话言听计从，厉行节约以身作则，衣食出行以朴素为主，与民为善，不刑戮百姓，实现“生聚教训”，而吴国虽然经济富余，吴王却摈弃贤臣伍子胥力谏，伐齐而存越，并将伍子胥赐死，吴越两国的历史命运自然不言自明。

（二）向海而耕：农田与水利

早期，越国深居会稽山脉，过着“随陵陆而耕种，逐禽鹿而给食”耕种渔猎并举的农业生活。“吴越争霸”时期，吴王赦越勾践回国，越国农业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范蠡在山会平原主持修筑了新都城，越国农业由山区走向平原，为应对仍然出现的潮汐，越国还兴修了大量的水利工程，农业良田在会稽山麓以北，东西两江之间兴起，以塘城、富中大塘、秦望水坝、苦竹塘和吴塘等为代表。

山会平原农业的发展受农具水平、水利和耕种技术以及人口等因素影响。首先，农业的发展比较依赖农具。《越绝书》对越国的冶炼过程有详细记述，绍兴出土大量金属元素，冶炼业发达名声在外，“解放以来，在越国故都绍兴，陆续出土了一大批青铜农耕工具和少量的铁农具……其中铜制的农业工具有犁、锄、镬和镰刀。”“吴越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青铜器”。其次，越国农业，尤其是从旱粮转向稻作物，从山区走向平原，水利对农田影响较大，越国海侵极其严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水利问题首当其冲，这一时期山会平原的水利工程体现了越国“战时经济”下非凡的集体力量和地区水利史的新高度，“自春秋战国以来，本地区人一地一水三者之间始终处于既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中。一方面水以养田，田以养人；另一方面人长地消，地长水消。湖泊群在这种矛盾中不断运动，兴起、消亡、复兴，经历了一个由南部山区走向北部平原，又从北部平原返回南部山区的往复过程。”“随着古城以外的平原逐步开发，人口的增长，就必须蓄淡拦潮，以解决人畜用水和农田灌溉需要。”再次，随着人口的增长和战争的需要，越国农业种植的作物数量、种植面积和产量已经有了历史性的突破，“于越粮食品种的具体情况，《越绝书》中列举的“十货”，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资料。十货之中，辛货为“果”，不是粮食，壬、癸二货未举名称，亦可不论。此外，从甲货到庚货按次是染、黍、赤豆、稻粟、麦、大豆、犷七种。这些无疑都是当时于越粮食作物中的主要品种。……‘昊王乃与越栗万石’，以后‘越王粟稳，拣择精粟而蒸还于吴’”。“越王乃使大夫种索葛布十万，甘蜜九党，文笥七枚，狐皮五双，晋竹十廋，以复封礼。”这里可以看到越国丰富的作物，能拿出巨额的贡品，连借吴国的“万石粟”也能次年间内归还。另外，类似内容在此不予赘述。

越国以北向“谋吴”为目标，虽然“请粟”等计谋削弱了吴国的农业经济，亏损了吴国国库盈余，但是真正实现“覆吴兴越”目标，越国需要集全国之力大兴水利与圩田，集聚农业人口耕于海畔，开发山会平原农业经济，这赋予山会平原农业文化特殊的特征——少有的农业文明与海洋文明相结合的例子，或许可以称之为“向海而耕”。

（三）“智慧”农业：范蠡与农业开发

越国能够实现战势扭转，无疑是农业和人才的作用。吴越战事早期的失利，勾践深知“宁失千金，勿失一人心”的重要性，他极力重用外来人才，除计倪、逢同和陈音之外，他还重用经济思想先进而有实效的范蠡和文种，他们在越国发展农业经济和开发山会平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范蠡，现代学人把他列入中国农业名人录。

范蠡学识通达，对政治、经济、军事和哲学有独特见解，作为核心智囊，他建功庙堂帮助越国在“吴越争霸”中实现霸业，“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北渡兵于淮以临齐、晋，号令中国，以尊周室，勾践以霸，而范蠡为上将军。”但是范蠡在越国的功绩显于政治军事，他的经济思想显然被低估了。范蠡是春秋战国时期富有经济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他师从计然（计倪），早期在楚宛生活，知识渊博，为人擅知利弊，他的经济思想在越国山会平原开发实践中成型，他提出“丰歉循环论”“农末俱利”和“平粜论”)等思想，他指出农业和商业要想互惠互利，粮价需要以八与三为界方为合理，在国家层面指导，对越国农工商予以宏观调控，“夫粜，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范蠡还劝勾践以身作则示农桑，《述异记》称“勾践得范蠡之谋，乃示民以农桑，延四方之士。”范蠡自己则身体力行，组织人力在山会平原东小江（曹娥江）和西小江（浦阳江）之间修建大型水利工程，直接改造山会平原自然地理面貌，既抵御了海浸海侵，也为山会平原的农业发展和人畜饮水提供了便利，主要水利工程有塘城、富中大塘、秦望水坝、苦竹塘和吴塘等。另外，他还善于研究天文，并将其应用于筑城和农业生产。

擅知进退的范蠡在灭吴后离开越国，将他开发山会平原的经验用在齐陶等地经商。“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这一时期他的经济思想主要是商业思想，主要有“完物勿息币”“待乏与积著”“供求理论”“时机论”等。范蠡来到齐国海边搞渔盐生产，在陶地做南北贸易，并在短期聚财数万，“范蠡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产。居无几何，致产数十万……，复约要父子耕畜，废居候时转物，逐什一之利。”这不得不让人想到范蠡在山会平原主持开发沿海农业（吴塘、富中大塘和塘城等）、盐场（朱馀）和军港基地（石塘、防坞和杭坞等）、种植基地（葛山和麻林山等）和养殖（鸡山、豕山和犬山等）获得的经验，或许山会平原的经济开发的成功实践，使范蠡已经拥有了集种植、养殖和圩田技术于一体的经济思想。范蠡关于“完物”和“待乏”等商业思想也可以从其哲学思想“天道观”来认识，范蠡经济思想是朴素唯物主义和积极辩证法内容的外显，内容既有天纲与地常为代表的自然界规律，也有量与质、矛与盾的哲学思想。

三、吴越争霸时期越国山会平原农业开发的特征及影响

吴越争霸时期越国的农业开发是山会平原第一个农业历史开发高峰期，这一时期，越国农作物种植规模和产量，农田水利修建规模和数量，越国产业规模和农业人口数量都达到历史新高度，也表现出历史新特征。

第一，国家战时策略聚显合力。自公元前年吴国开始起兵征伐越国，到公元前年越国灭吴北上称霸，吴越争霸短短的四十余年时间，越国农业经济变化惊人，例证包括越国向吴国借粮万石的惊人数量和次年还粮所表现的惊人产量、曹娥江至浦阳江间众多的农田水利工程以及越国起兵攻吴时士兵数量所反映的越国巨量人口等，越国农业经济由早期的拮据状态居然变成“富中之甿，货殖之选”。

第二，人的主体性得到体现。越国对山会平原农业的开发，是于越先民处理人与自然界关系的精神认知和实践探索，从精神意义上讲，是从神定胜天到人定胜天的转变，于越先民的精神架构或许源于他们的祖先大禹，大禹治水是“人定胜天”的典型代表，顾颉刚和陈桥驿先生倾向于认为大禹是南方神话中的人物。实践探索方面，越国修建有巨大工程量的圩田水利工程和沿海军事基地、木客伐木如山和掏山为墓的诸多大冢，体现的全是人的力量。

第三，开创了区域城市经济布局规划的先河。范蠡根据“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的理念修筑越国新都城，山会平原上城市开始兴起，人口开始聚集增长，区域开发也自此开始，这不仅推动越国农业由“山地农业”走向“平原农业”实现历史飞跃，还开创了区域城市经济布局规划的先河，围绕越国都城因地制宜形成了集制盐、种植、畜牧、养殖和冶炼于一体的产业园，而且是相得益彰，互有推动。尤其是越国发达的冶炼带动农具和兵器的进步，《越绝书》记载，“姑中山者，越铜官之山也，越人谓之铜姑渎。”越国在锡山等地采锡采铜，在炼塘等处冶炼铜锡，制造农耕工具和兵器，西施山遗址出土冶铜坩锅和大量农耕工具，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农耕工具使用十分普遍，一方面得益于丰富的铜锡资源，一方面得益于铸造技术的普及，铸造能人遍布，“粤之无镈也非无镈也夫人而能为镈也。”

四、小结

山会平原的农业开发始于于越部族的祖先，吴越争霸时期是其第一个历史开发高峰，这一时期越国在山会平原的军事和农业经济活动与越国争霸联动，受益于国家策略、人才集聚、产业联动以及地理优势，越国农业在规模和形态上实现了“质”和“量”的历史飞跃，农业技术和农业文化区域特征明显，是该区域最早由国家实施的有组织、有规划和有效率的开发行为，也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早期实践和探索，对越地后世农业经济繁荣、文化发展和水乡风貌构建影响深远。

作者简介：钱入深，男，历史学硕士，绍兴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研究方向为越文化。

栏目编辑：王麟儿

责任编辑：梁其英

审核：吴世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