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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12月12日（农历十一月初十）夜，日军数百人，有汽车坦克十几辆配合，从惠民城出发，由汉奸引路，拂晓前来到了阳信城南刘货郎村，兵分两路包围了阳信城。西路日军先开到城西段赵村、牛王堂村、双庙村一带埋伏好，东路军则从朱家园迂回到东关和纸坊村附近，并向城内开枪开炮，虚张声势，佯作攻城。城内驻扎着的刘景良的救国军（原国民党乐陵县三间堂某营副官刘景良，率残部打着抗日的旗号，投靠了盐山邢仁甫的“救国军”，此时正驻在阳信城五六百人）及各路“便衣队”，第一次和装备精良的日军遭遇，既无作战经验，又无统一指挥，城东枪声一响，顿作狐兔四处溃散。他们听到城西尚无动静，就误认为是安全地带，大部分向城西奔突逃命，在双庙村和牛王堂村之间，马家坟以西，纪家村以东的开阔地里，误入西路日军的伏击圈。一时日军的伏兵四起，汽车坦克一起出动，猛烈开火。霎时间，多名救国军被打死，刘景良率残部侥幸脱险，落荒而逃。日军闯进西关大街，堵截从西城门往外溃逃的救国军散兵，并枪杀了两名村里开门窥探的群众，又沿护城河游移，经过小窑，在北园子村北和边家村南，与东路日军会合。日军在农民的菜地里，架起机枪，扫射由城北门出逃的散兵和群众。无棣县共产党员李援和罗广文（驻阳信北关准备阻击北侵无棣的日军）带领的游击队听到枪声，隐蔽在北园子村边。在日军靠近时突然开火，打死了一个日本军官，游击队也死伤30余人。李援左臂负伤，迅速率部转移，撤回无棣。此时天已放亮。气急败坏的日军冲进了北园子村，砸门闯户，搜捕群众。是男人不分老幼，强行带到村外集中，不去的当场打死。黄氏兄弟二人和孙守远全家，因不愿到门外“集中”，当即被枪杀在院内或自家的炕上。七十岁的老人李珍，日军把他拖到街上，逼他到村北集中，老人忍无可忍，赤手空拳与日军搏斗，被日军砍下头颅。青年刘新青抓起一把三齿与几个进院的日军搏斗，被刺刀穿死。19岁的刘新庆和18岁的刘新志正在牲口栏里，日军进院后，二人拿起小镐打倒了一个日军，向村北逃去。刘新志被日军追上用刺刀刺死，刘新庆被日军骑兵追上砍死。65岁的刘玉岐与26岁的长子刘新一因走得慢也被砍死在院子内。日军把搜捕到的人，押到村西北角裴家湾边，强令跪下，刀砍枪刺，全部杀死。48岁的李绍堂被日军拖到湾边上，他怒目而视，硬是不跪，被日军砍死。王福胜腰部被打了一枪，又拖到裴家湾边上开了膛。农民李天台立而不跪，被日军用刺刀从后腰刺透前腹，流出肠子，横卧尸中佯死，事后逃走，虽未丧命，却是终生残疾。李玉功被刀砍断了颈骨而未死，躺在死尸堆里，夜间苏醒后托着下颌爬回家中，伤好后终生不能回头。众人鲜血流入湾内，染红了半湾薄冰。这次有32人在裴家湾死在日军的屠刀或枪口之下。其中，有北园子村群众19人，来此串亲者1人，北关逃来的群众3人，救国军士兵7人，不知姓名身份者2人。年龄最大的70岁，最小的18岁。农民孙守元才出生一个月的小女儿，也被扔在结了冰的水沟里。这就是日军在阳信制造的“北园子惨案”。

旭日东升，枪声稀疏，大街上到处都是被日军打死的尸体。日军开始在城内搜索，在西门里劳令阁家中搜出5名进城探亲的青壮年，则令其并排跪在院子中，逐个刺杀。当刺向第四人时，跪在最后的韩文烈（耿家大庄人）猛地陡然跃起，越墙而逃，日军开枪未中，幸免于死。在阳信官学（原阳信一中址）厕所内发现了8个躲藏的群众，当即全部打死。救国军的小司号员刘凤池，爬上西门里姚际平的房顶寻路逃命，也被日军哨兵发现，开枪打死。后来日军抓到几个老人和小孩，逼着他们沿街拣拾救国军死尸旁丢弃的枪支，送往北大营（老党校旧址）。后又让他们劈柴、做饭。他们亲眼看到了一间屋里有30名壮年群众，被捆绑着栓在窗棂上，傍晚则被集体枪杀于西北隅城墙下。天黑后，日军抓了向导，又分兵偷袭无棣去了。

日军血洗阳信城，杀死救国军和无辜群众余人，欠下了阳信人民一笔血债。

年5月，日军的中山部队中队长金青叩首率领的日军，带来了阳信县伪政府伪县长李紫纯及其警务、财粮、保安队长等人。冬天，又组织了宪兵队和剿共队，由李孚青任队长，丁文成任副队长。随后便逐步在劳家店、大桑落墅、二十里堡、流坡坞、温家店安设了5个伪据点及许多岗楼哨卡，每个据点都驻有日军的一个班和汉奸伪军的一个中队或分队。从此，阳信便成了名副其实的敌占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