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从考古资料看南朝海南岛重置郡县问题
俚人文化（78期）
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年）在海南岛初置珠崖、儋耳二郡。儋耳置郡28年后，于昭帝始元五年（前82年）省并入珠崖郡，元帝初元三年（前46年），罢珠崖郡。西汉在海南岛的统治65年。据《隋书·地理志》记载，梁于隋珠崖郡地置崖州。在此之后，隋大业六年（年）分置珠崖、儋耳、临振三郡。唐武德五年（年），冯盎“帅所部来降，以其地为高、罗、春、白、崖、儋、林、振八州”，其中崖、儋、振三州在海南。[1]唐代海南岛的行政区划即以此三州为基础，时有增损，自贞元至唐末设有琼、崖、儋、振、万安五州。隋唐往后，海南岛结束了“或置或否”的局面，一直是中国版图，这一点毫无疑义。问题在于自西汉元帝初元三年罢弃珠崖郡至梁大同中置崖州的多年时间，[2]海南岛的政治地理情况如何，是孤悬海外还是在中央王朝版图之中？归结一点就是郡已既罢，县是否犹存，争论的焦点在朱崖（卢）县究竟在海南抑或在海北。年谭其骧发表论文，对海南岛的历史沿革进行详细考证和研究，其结论是西汉后期及东汉时期大陆王朝未尝在岛上设治，全岛不在王朝版图之内。三国孙吴曾在海北合浦郡徐闻县设置珠崖郡，但并未改变汉元帝弃珠崖以来的版图，两汉至宋齐海南岛仍在域外；[3]杨武泉提出不同意见，认为《续汉书·地理志》所载的朱崖县即西汉朱卢县，在海南岛上存有一县，因此海南岛仍在中国的版图之内。[4]其后谭又对杨文进行回应，认为唐宋总志可考的汉珠崖儋耳的8个属县，绝无所谓朱崖县。朱卢不是朱崖之误，不在岛上。[5]二位前贤引经据典，史料丰富，令人深受启发。二位的论证建立在文献的基础上，重点在于对史料的解读，本文根据海南考古工作的收获，试图从文物考古资料着手，分析先秦及秦汉时期海南岛与大陆政治、文化的关系，重点考察南朝萧梁在海南岛重置郡县的问题。我们认为，考古资料可为谭其骧关于汉朝罢弃海南岛之后，大陆王朝重新在岛上设置郡县实始于梁的观点提供佐证。注解：
[1]《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九十《唐纪六》注曰：崖州以珠崖州名。詹州以詹耳名。振州以汉临振古县而名。
[2]明初王佐著《琼台外纪》，便认为两汉朱卢（朱崖）县、吴珠崖郡应在海北的雷州一带，“珠崖自汉元之弃至梁大同凡五百八十年，而后内属”。
[3]谭其骧：《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附论梁隋间高凉洗夫人功业及隋唐高凉冯氏地方势力》，《历史研究》年第5期。案：以下引谭先生研究，不另注者，皆出此文。
[4]杨武泉：《西汉晚期至萧齐海南岛不在大陆王朝版图之外——与谭其骧先生商榷》，《历史研究》年第6期。
[5]谭其骧：《再论海南岛建置沿革》，《历史研究》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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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海南岛的古代文化与大陆两广地区有着许多相似性，从陶器和石器等遗物形制及其文化内涵都可以看出由雷州半岛和广西沿海地区传入海南岛趋向，充分反映海南岛的远古文化很早就受到大陆的影响。[1]西汉前期海南岛没有归属南越国的迹象，吕思勉、翦伯赞、范文澜、郭沫若及白寿彝等编著中国通史和秦汉史皆不载海南岛在武帝以前与大陆的政治关系。从史乘看来，海南岛至汉武帝时才开始置郡县，殆无可疑。[2]即使有学者意欲说海南归属于秦及南越国管治，也只能说是“遥领”或是“羁縻附隶”之类，然而与史实不合，考古亦不能证。西汉初虽然也曾发生过所谓遥领的事，但似这样遥领一岛多郡（至少两郡）十数县的大事，按理当由皇帝下诏，史有记载的。前人所说的遥授或虚封，即有英布封淮南王。汉高祖四年立英布为淮南王时，九江郡仍属西楚，汉五年，英布才拥有淮南地。[3]大约有半年时间，英布是“遥封”淮南王的。虚封最典型的莫过于长沙王吴芮，汉高祖十一年，诏曰“其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芮为长沙王。”其时吴芮仅得长沙而已，豫章郡属英布，象郡、桂林、南海三郡为赵佗所据，“遥虚夺以封芮耳。”[4]这样的封建仅在汉初特定背景下短暂发生，不可能出现在海南岛。谭其骧根据文献记载总结道：“《史》《汉》《南越（粤）传》载南越事颇详，看不出南越时已有海南岛之地。”海南岛上发现有南越国时期遗物，时见零星报导。但是皆未经正式发掘，没有科学报告，缺乏图像资料，对判别遗物的年代与性质带来极大不便。上世纪60年代在海南岛调查发现有灰色胎质的几何印纹硬陶，火候较高，手制或部分轮制。纹饰有方格纹、水波纹、条纹、菱形纹和簏纹等。在广东大陆常见的夔纹、雷纹和几种花纹组合的纹饰均未发现。[5]80年代杨式挺在海南进行文物调查，在昌江县王下区皇帝洞及其附近洞穴发现云雷纹陶器，通什第一号至第四号山岗出土方格加对角线印纹和米字纹陶器，临高县有复线菱格纹硬陶片。他说，这些几何印纹硬陶器无疑是两广大陆传入的。年代上限有的可能至东周，下限至秦汉。[6]另外，在陵水县英州福湾村、光坡乡坡尾村和本号乡打鹿村等地发现几件细方格纹带几何图案戳印纹的大陶瓮，其造型和花纹特点与广州西汉早期墓所出的十分相似。[7]杨氏觉得“为赵氏南越国军民已进入海南岛陵水一带提供线索。”[8]海南文物工作者在定安县与琼山县交界处的仙沟镇东仙沟岭发现了先秦时代的墓葬群。暴露的几座墓葬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头、脚部置随葬品，主要是几何印纹陶罐、釜、碗等。纹饰是同心圆纹、云纹、雷纹、菱形网纹、米字纹和方格纹等。就目前的文物资料，在海南岛有少量零星大陆遗物发现，即使果然来自南越，也可能是民间的交往、易物而遗留下来的，与政治版图关系不大。还远未可得出“海南岛属于赵佗统治的南越国范围”的论断。[9]这在研究海南历史当中是个需要注意的问题。从考古资料以及人类活动的一般规律来看，海南岛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就有大陆居民通过海洋漂流过海到达岛上生存生息，这种迁移是自发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存在海南岛上多有分布，与岭南同类型遗存大致相近，反映了彼此之间的交流密切。到了秦汉时期反而遗迹遗物稀少，正说明秦汉在大陆南端设置郡县以后，各种民间的交往受到了障塞、关防的限制，严重阻隔了民间的自由交通贸易，因而在岛上较少发现南越国时期之遗物。注解：
[1]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年第2期；《广东南路地区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年第11期。
[2]《史记》、《汉书》明确记载汉武帝开置海岛二郡，《后汉书》仍其旧，说明直至南朝刘宋时，在史料方面依然没有发生任何改观。《后汉书》卷八十六《南蛮西南夷列传》：“及楚子称霸，朝贡百越。秦并天下，威服蛮夷，始开领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汉兴，尉佗自立为南越王，传国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灭之，分置九郡，交址刺史领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
[3]《史记·黥布列传》，第页。
[4]《汉书·高帝纪》下《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下。文颖注，第77页。
[5]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南岛原始文化遗址》，《考古学报》年第2期。
[6]杨式挺：《从考古发现探讨海南岛早期居民问题》，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年。
[7]杨式挺《“朱庐执刲”银印考释—兼说朱卢朱崖问题》，海南民族研究所编：《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第一集，中山大学出版社，年。
[8]见杨式挺：《从考古发现探讨海南岛早期居民问题》。
[9]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海南省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第页，文物出版社，年。
电白区电城镇山兜村出土南朝至唐代时期六系罐、八系罐
二
《史记》与《汉书》明确记载汉武帝在海南岛上开置珠崖、儋耳二郡，位于海岛的东北和西北沿海地区。然而，能够确认是这个时期的遗物并不多，表明入岛汉人的数量有限。据称，两汉时代的器物在全岛三分之二的市县都有发现。墓葬见于陵水、三亚、昌江、东方、乐东、通什、琼山、儋县、临高等市县，而以陵水、三亚、东方、乐东一带比较集中。这批遗存当中，的葬具和随葬品有米字纹大陶瓮、菱形纹陶罐。[1]然而，调查者杨式挺认为这些以方格纹作地纹再加印图案小戳印的硬陶瓮、罐类，其年代多属东汉。杨文还披露，这类陶器在临高、儋县、崖县、陵水等地发现与汉代五铢钱共出土。[2]由于这些陶器多属调查采集，未经正式发掘，地层关系及共存遗物不明，对其年代判断存在重大的缺陷，并不容易断定是西汉抑或东汉物。五铢钱的流行年代很长，唐铸行开元通宝以前皆行五铢。因而，所谓东汉的五铢不能作为当地遗址断代的主要依据。海南岛的“两汉遗存”有重新考证的必要。以陶罐、陶瓮为葬具是俚人的葬俗，东方县和乐东县一带的瓮棺葬都应是南朝至唐代的俚人遗存，并非“西汉、东汉都有”。目前为止，海南岛共发现汉代青铜釜9件。以前有5件，临高县3件，陵水、东方县各一件。年东方市感城镇宝上村北沙丘又采集4件。[3]海南青铜釜主要发现于西部和南部临高、儋州、东方等沿海市县。杨式挺认为属西汉可能性更大，可能是汉朝驻军时使用的炊具。东方县的一件，距西汉武帝建立儋耳郡九龙县城址九龙山只有数里路，应与汉代驻兵有关。[4]这些铜釜的造型与纹饰显示出典型的越式特征，这类器形变化比较迟钝，从西汉到东汉皆有可能。其器据云与两广云南者近同，折射出这些铜釜当由瓯骆之民携带来岛。其背景当与武帝开儋县、珠崖二郡以及往后昭、宣、元各朝征讨叛乱有关。据海南相关地方史志记载，西汉珠崖郡城址在今琼山区龙塘镇珠崖岭上。明唐胄《正德琼台志》卷二十七《古迹》：“珠崖郡，汉置，在县东南东潭都石陵村，址存”。清张岳崧《琼州府志》卷四《舆地志》：“琼山县琼崖岭在城南十二里，即古珠崖郡城址，平地起峰，高十余丈”。有人到此城进行调查，在城址内发现的一批汉代建筑材料，有板瓦、筒瓦和墙砖等，宣称“提供了认定城址为汉代珠崖郡城址最有力的证据。”[5]经发掘，这所明清时期仍存的城址并非汉城而是唐城。海南省考古工作者于年对博抚村珠崖岭城址进行正式考古发掘。认定该城址应“为唐代中、晚期所建”。[6]城址中有西汉时期的陶器和陶片及印纹陶片，与岭南地区汉代甚至更早时期的文化遗物相似。城墙和城内地层堆积所出遗物最主要的是平底和饼足的青瓷器，其中部分器物的形制在广东唐代中期墓中常见，部分青瓷器的饼足略凹成假圈足状，具有唐晚期的作风。据此断定该城为唐代所建殆无可疑。必须说明的是，关于此城址所出汉代遗物，发掘简报没有详细介绍，出土的遗迹和层位不明。究竟这些西汉遗物与城址的关系如何，不得而知，因此对此珠崖岭城址的始建年代似乎还不能确定。李琳所说汉代陶质建筑材料，数量多在数十件，全部叠压在城墙土层之中。这在城墙堆积方面是很难成立。城墙是以黄土夯筑而成，通常只会掺入一些碎砖瓦等，断不会出现数十件器物在墙体内。但是无论如何，调查和发掘所获的汉代遗物多少透露出此城与西汉珠崖城址的关系，可能此城果建于西汉，罢弃后荒废，至唐代中期以后又重新建设。注解：
[1]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委员会：《海南省的考古发现与文物保护》，文物编辑委员会编：《文物考古工作十年—》，文物出版社，年。第页。
[2]杨式挺：《从考古发现探讨海南岛早期居民问题》，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年。
[3]郝思德、王翠娥：《东方市感城镇汉代铜釜》，《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年，第页。
[4]杨式挺：《从考古发现探讨海南岛早期居民问题》，广东省民族研究学会、广东省民族研究所编《广东民族研究论丛》第一辑，广东人民出版社，年。
[5]李琳：《汉代珠崖郡治城址考》，《考古与文物》年第1期。
[6]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琼山市文化广电体育局：《海南琼山市珠崖岭古城址年发掘简报》，《考古》年第4期。
电白区田仔岭遗址出土
三
谭其骧与杨武泉关于海南岛西汉后期到南朝归属的讨论，争论的焦点在朱卢县地望。谭明确汉朱卢县、吴珠崖郡不在海南岛上。认为：《汉志》、《宋志》、《南齐志》的朱卢县，《续志》的朱崖县，决不会在海南岛上。博白与合浦接壤，郁林（今玉林市）又与博白接壤，所以作为合浦郡属县之一的朱卢县故址，在今博白或玉林是很可能的。谭其骧推断《续汉志》朱崖县为朱卢县之误。杨武泉则认为，《汉志》朱卢应是朱崖传写之讹，《续汉书·郡国志》载合浦郡属亦为五县，中有朱崖。东汉之朱崖即西汉之朱卢，亦无异议。然而出土文物表明这是很有疑问的。年在海南乐东县潭培乡发现的“朱庐执刲”银印正与“朱卢”近同。除了“朱庐执刲”银印，年广西合浦堂排西汉后期墓也曾出土过一枚“执刲”职官印，为琥珀质，蛇钮。黄展岳从“朱庐执刲”和“劳邑执刲”形制、印文、钮式、爵位和地名等方面综合考察，[1]认为这两方执刲印它们不是楚官印，不是西汉朝廷颁发的郡县邑道官印，也不是西汉颁赐给地方蛮夷君长的官印。有可能是南越国自镌，分别赐给朱庐和劳邑两个地方官的官印。朱庐、劳邑似均为秦桂林郡的属县，或南越国自置的县名。汉武帝击灭南越后重新划分郡县，原朱庐、劳邑二县改隶合浦郡。《汉书·地理志》合浦郡辖下的朱卢县，可能是沿用南越时的旧名，其地望在今广西博白至玉林一带。总之，这两个地方都在南越国境内。杨式挺针对杨武泉关于朱卢应是朱崖讹写的意见，认为西汉“朱庐执刲”的发现，可以证明《汉书·地理志》的朱卢县不误，不是朱崖的传写之讹。还根据徐闻、合浦等地的考古发现倾向于朱卢县应在海北。[2]蒋廷瑜赞同黄展岳此印是南越国封赐给境内劳邑部族首领的官爵印的意见。进一步考证劳邑可能因牢水得名，位置在今广西玉林市境内。[3]海南乐东“朱庐执刲”银印的发现，为解决朱户与朱崖问题提供了物证，该印是南越后期南越自置官印，地在南越，不在海南。朱庐即《汉书·地理志》合浦郡辖下的朱卢县，地在今广西博白至玉林一带，《续志》作朱崖，系朱卢的误写，与汉武帝置珠崖郡无关。注解：
[1]黄展岳：《“朱庐执刲”印和“劳邑执刲”印—兼论南越国自镌官印》，《考古》年第11期；收入《先秦两汉考古论丛》，科学出版社，年。
[2]杨式挺：《“朱庐执刲”银印考释—兼说朱卢朱崖问题》，海南民族研究所编《海南民族研究论集》第一集，中山大学出版社，年。
[3]蒋廷瑜：《“劳邑执刲”琥珀印考》，《中国历史文物》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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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南朝时海南岛多见明确为来自大陆的遗物，这个时期器物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种以水波纹为主要纹饰的陶器。以往通常都误以为这类陶器属东汉时期遗物，经过近年在广东南路高凉地区的系列考古工作，[1]确认这种陶器是南朝时期，典型俚人遗物的代表。海南岛发现这种陶器，即是冼夫人经略海南的物证。水波纹和弦纹是典型的越人传统纹饰，在战国以来至秦汉之际的南越陶器上常见。但是与其他纹样的组合，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形式。两广南越时期水波纹广泛使用于各种越式陶器上，而汉式的鼎、壶等器物则不用。西汉中期使用频率开始下降，西汉晚期和东汉前期趋向简化。在珠江三角洲地区，这类纹饰东汉时期已经逐渐减少，处于次要地位，至东汉末期，可能进入三国之后十分少见，南朝基本消失。然而，这种水波纹陶在广东南部、广西东南、南部以及越南北部和海南岛却由汉晋南朝一直延用到唐代。这些区域正是俚人的活动范围。[2]六朝时期，来自北方大族、流民逾五岭南下，进入珠江流域，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技术，日常生活的用具、习惯、风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广州、韶关、乳源、肇庆、梧州、揭阳、深圳等地六朝的考古资料显示，这个时期无论是墓葬形制还是出土遗物，都与东汉呈现完全不同的风格。因受江东及北方文化的影响，上述地区以青瓷器为主要的生活用具，陶质四耳罐仍然使用，但是器物形态已经发生变化，表面多施青釉，还呈紫色或施酱釉，施水波纹的陶器已不见或少见。而俚人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特色，俚文化的水波纹承续两汉以来的纹样，稍加改进，从而形成了与珠江流域面貌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过去考古工作者没有辨识以广州为中心的汉文化与以高凉地区为中心的俚文化的区别，往往以俚人遗物参照汉人遗物，对于一些器物年代多有误判。关于六朝至隋唐俚人遗存的问题随着一系列考古工作的进行得到了充分的认识，研究的质量和深度也得到进一步提升。年洛湛铁路建设工程工地，在广东省信宜、高州多个地点进行发掘，清理了一批南朝到唐代俚人的村落遗址和墓葬，出土一大批时代特征明显的遗物。[3]信宜亚公山遗址水波纹陶罐、提梁壶与青瓷碗同出，因而可以断定这种以水波纹为主要纹饰的陶罐年代当与青瓷碗同时，即南朝遗物。在信宜荔枝岗二号灰坑里，南朝典型莲瓣纹青瓷碗与水波纹罐共存；在其他几处遗址也见南朝瓷碗与水波纹陶罐共存。遗物的时间范围为南朝晚期到唐代。[4]冯孟钦据洛湛铁路调查勘探发现器物的共存关系作标准，将高州以往定为汉代的11处墓葬及若干汉代遗址改定为南朝到唐代，并归纳了居住干栏、以陶罐陶瓮作葬具、喜用铜鼓等俚文化的物质特征。俚人使用有别于汉人的陶器，不仅器型上区别明显，编校也独具特色，成为一种新换类型。南朝时期，汉人区域瓷器已相当普遍，而俚人仍广泛使用富有地方特色的陶器。[5]以往关于海南岛东汉遗物的推论因洛湛铁路的考古发现而得到修正。上世纪70年代的海南陵水、崖县海岸线上的军屯坡、番岭坡发掘古墓葬40座，其中东汉瓮棺墓12座、唐代珊瑚石室墓2座、宋代土坑墓1座、阿拉伯墓7座。当时判定年代的依据是：十二座瓮棺没有发现广东西汉墓陶器常见的几何图案印纹。四耳罐器表刻划簏刻水波纹、弦纹、双线水波纹与斜方格纹等和广东地区常见的东汉陶器纹饰基本相同。四耳罐器表均饰有旋压的弦纹，广东东汉圆形器均带有这种纹饰施于肩部和腹部。纹饰全部是旋压或刻划而成。在被毁的二百多座瓮棺碎片中，虽然也发现有方格纹戳印、菱纹和圆圈纹等印纹陶，但数量极少。[6]两广东汉陶器的纹饰，除了水波纹和弦纹以外，最常用的就是戳印纹饰，其应用远多于水波纹。陵水等地的这些器物是在东汉器物的基础上发展的，是新的品种，即南朝时期的遗物。这次发掘所得的2件四耳罐，器内外均施酱褐釉，器底露胎，釉层存处呈墨绿色，火候很高，正是南朝特征的器物。考古资料表明，高州、信宜、遂溪等地发现的水波纹四耳罐与南朝至唐初的青瓷器共存，海南岛的这批墓葬的年代大体在晋唐之间。年发掘的荣村遗址也是类似的情况。[7]该遗址位于海南省西部东方市，是一处沙丘遗址。共有三个文化层，第③层的出土遗物与第②层大致相同。陶器有夹砂陶和泥质陶，泥质陶片多为划纹、水波纹、小方格纹、菱形纹、弦纹等。根据出土遗物标本经碳十四年代测定：荣村遗址最下层年代距今±70年，春秋早期阶段；中层属东汉早期阶段；上文化层属南朝晚期阶段。据发掘者总结，荣村遗址的出土遗物在早晚不同的地层中并没有明显区别，几种常见的器物在不同阶段皆沿袭使用。从简报配图所见，陶器中未见有岭南汉代以前遗物，绝非如其所说春秋早期阶段。碳十四年代测定偏差较大，一般并不适用于历史时期的测年。发现1座瓮棺墓，开口于第②层下，打破第③层。墓坑内放置两件口沿对扣的夹砂灰褐陶釜作为葬具。所谓第2文化层的年代是东汉早期也不可靠，当系南朝遗物。两广汉墓虽然经常施用水波纹，尽是生活器具，从未见用作葬具的。以陶罐、陶瓮为葬具的瓮棺葬是南朝至唐代的俚人遗存，与汉文化判然可别。有学者就早意识到这种差别，杨式廷认为海南自治州发现的瓮棺葬，具有地方特色，上世纪70、80年代只发现于海南和雷州半岛，有可能是相当于汉代或汉代更早的当地土著居民（俚族或骆越族）的一种葬俗。[8]杨文已经见及这是俚人的葬俗，只是年代判断出错。冯孟钦考察分布于粤西南的遂溪、廉江、高州和海南岛等地晋唐间的瓮棺葬，推断瓮棺葬是俚人实行的一种葬俗，既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从高州到海南瓮棺葬年代相差不大，但墓葬结构存在差异，高州、廉江目前发现的瓮棺葬具只有一个陶罐（瓮），遂溪为二、三个陶罐相套，至海南则有二至六个陶器不等，不再见有一个陶器的。显示出由起源区到流传地的文化传播方向性。[9]注解：
[1]据吴尚时定义：通称广东南路者，意即指广东西南部，东起阳江，西迄防城与安南接壤处。东西相距约四百公里，沿海分布,南北宽度约百数十公里，雷州半岛与海南岛亦属焉。详见吴尚时：《广东南路地形》，《地理学报》年第6卷。
[2]俚人是指东汉末年至唐初生活岭南诸越族后裔的称谓，《南州异物志》云：“广州南有贼曰俚。”这是俚作为族称首见于载籍。或说此书为三国，谭其骧考证万震虽仕吴为丹阳太守，其成书则于西晋。详见《自汉至唐海南岛历史政治地理》第六节注一。
[3]冯孟钦：《信宜市荔枝岗南朝遗址》，《中国考古学年鉴》，文物出版社年，第-页。
[4]年8月，李凭教授及笔者前往广东省遂溪县考察俚人遗址考古发掘工地，顺道参观高州博物馆。据发掘主持人和博物馆同行指引下参观出土实物。
[5]冯孟钦：《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载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等编：《百越研究——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论文集》，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年，第页。
[6]曾广亿：《海南岛东汉瓮棺墓发掘考略》，广东《文博通讯》第10期，年。
[7]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海南东方市荣村遗址试掘简报》《考古》年第4期。
[8]杨式挺：《海南自治州文物普查散记》，《广东文博》年第2期。
[9]冯孟钦：《广东俚人遗存的考古学观察》，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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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据考古调查和发掘可知，广东境内的高州、信宜、电白、廉江、遂溪、海康和海南的陵水、崖县都有明确的俚人遗迹和遗物发现。按文献记载俚人的分布情况，徐闻和广西东南部亦当有同类的遗存，只不过是目前没有报导或报告较少。海南的俚文化显然是受到高州等中心区域俚文化的影响。海南岛在南朝隋唐时期，这种俚文化突然猛增，自有其历史背景，这种特征并非岛上居民文化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外来文化的强烈影响，甚至有一部分是移民带来的。史料已经可证明这是梁隋唐初冯氏家族移民和管理所形成的。下面粗略探讨一下高凉俚人文化传播海南的区域和航线。
《汉书·地理志》明确记载：“自合浦徐闻南入海，得大州”。徐闻地处雷州半岛南端，是大陆通往海南岛的门户，是粤地（大陆）距大州（海南岛）最近的地点。三国时孙权为将海南岛重新收入版图，两次用兵都是以徐闻县作为基地，后来虽未能取得真正的珠崖、儋耳郡地，孙吴所立珠崖郡在徐闻。南朝梁以汉儋耳地置崖州，靠海南岛北部，也是离雷州半岛最近的。这样看来，徐闻县无疑是大陆俚文化传播海南岛的一个重要据点。然而，据目前的考古资料，海南俚人文化与两广相同的遗迹遗物多见于海南南部沿海。一方面或与考古工作的发现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高凉冯氏为避开当地的原有势力。隋赐冼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1]考古资料也表明南朝时来自大陆的俚人（包括以冼夫人为代表的冯氏家族势力）已到达海南岛的西南部。今海南岛陵水、三亚、东方、乐东一带多有俚文化遗存发现提示我们，由徐闻渡海在海岛北部登岸以外，南朝以来还有航线直接到达海南岛四面沿海区域。《唐大和上东征传》天宝七载，鉴真一行从振州经四十余日，至万安州。荣睿、普照师从海路经四十余日，到崖州。自澄迈上船，三日三夜便达雷州。[2]此即由海路从今三亚到陵水，到万宁，到达澄迈。鉴真和尚从崖州澄迈上船到雷州徐闻县，正是冼夫人族人入海南抵岛上南部的航线之一。在陵水县英州福湾村、光坡乡坡尾村和本号乡打鹿村等地发现与广州西汉早期墓相似的细方格纹带几何图案戳印纹大陶瓮，说明陵水早在西汉就已经是一处登陆地点，附近当有港口方便船只停泊。后来又为冼夫人所利用，故俚人墓葬多发现于这一带。
徐闻县五里二桥村发现南越国遗迹和遗物，[3]合浦四方岭清理汉唐墓群，其中属于南越国时期的数十座，[4]越南河内、东山等地也多有秦汉时期遗物发现。然而海南岛仅有十分零星的南越陶片。其他具有汉代特点的器物多是西汉中后期的，说明南越国时期海南并不属南越管辖。汉武帝初置郡县，位于海岛的东北和西北珠崖、儋耳二郡沿海地区，但是这些区域所发现的西汉遗物也不多，表现出汉朝对海南的管制仍然是比较松散的，开发的力度有限。迄今为止，海南岛没有发现西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建筑遗迹、墓葬等构筑物，所见陶器也很稀少。政治、经济关系疏松，遗迹遗物也相应缺乏，与史料记载海南的情形正相符合。汉元帝初元三年罢弃珠崖郡后，东汉以降的史书基本没有了关于海南的记录。直至《隋书·地理志》才又有海南岛南朝萧梁政权在儋耳置崖州的明确记载。以往在广东南部及广西东南部发现的瓮棺及波纹陶器曾误以为属东汉时期遗存，经过近年在广东南路高凉地区的系列考古工作，确认这些葬具和器物是南朝时期遗存，是典型俚人遗物的代表。海南岛发现俚人遗存，表明六朝时的岛人与广南的民族同为越人后裔——俚族。冼氏家族能在海南岛上立足，且得当地俚人归附，可见当时已有风俗相同及相近的居民留止，不然决不会孤立在一个异民族社会。在冼夫人经略海南时，广南部分俚人移民海南岛，因此海岛上约不少地方都发现南朝至唐代的具有俚人文化特征的遗物和墓葬，这是梁于海南重新置郡的物证。考古资料表明汉元帝以后大陆王朝重新在岛上设置郡县是从南朝后期开始的，自此海南岛重新加入大陆王朝疆域。由于目前考古资料不是很丰富，制约了一些问题的深入研究。本文不揣谫陋，以出土文物与文献相结合，对南朝时期海南岛与大陆政权的关系作些粗浅分析，以期引起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