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裔煊
●博考详辨，澄清历史真相。
●勤耕不辍，学以济世。
●严谨负责，一丝不苟。
戴裔煊(～)，阳江县县城黄屋巷人。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教育家。
戴裔煊于民国2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任教于广东省立两阳中学。课余翻译詹姆士的《人类学导论》。民国25年（），在广州协助黄文山教授编写《民族学书目》。抗战爆发，再度回乡任县立中学和两阳中学教师。民国29～31年（～），在中山大学研究院攻读硕士学位，对宋代钞盐制度作深入研究，写成《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书。民国31年，在重庆北碚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组任研究员，写成《西方民族学史》。民国34～38年（～），在中山大学、广东法商学院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在中山大学任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广州市政协委员等职。年，撰写《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年，发表《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等十多万字的专著，他的民族学著作有《南蛮之史的研究》《僚族研究》《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递演》等，其事迹收入《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和《中国文化名人辞典》。
戴裔煊：澳门史研究第一人
戴裔煊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曾在两阳中学担任语文、历史教师。年入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历史学部深造，年完成学业。旋只身入川，到重庆北碚任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组研究员。年自渝返穗，历任广东法商学院教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副教授、历史系教授，直至逝世。曾任中山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广州市政协委员等职。
戴裔煊治学领域涵盖历史学、民族学，主要论著有：《西方民族学史》《干栏——西南中国原始住宅的研究》《宋代钞盐制度研究》《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鲍亚士及其学说述略》《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递演》《南蛮之史的研究》《僚族研究》《历史的压力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中国民族文化由来的理论与实际》《棉种棉织传入中国与西南民族的关系》《古代东方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与水利灌溉的关系》《古代希腊城市国家奴隶制的类型及其产生的由来》《种族歧视产生发展的由来及其阶级本质》《石器怎样发展到铁器》《中国古代铁器和冶铁技术的西传》《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明史·佛郎机传〉笺正》等。戴裔煊通晓英、法、德、俄四国语言，他翻译了詹姆士《人类学导论》，还协助黄文山教授编写了《民族学书目》。
戴裔煊的事迹已收入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辞典》(现代卷)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由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名人辞典》，并已收入《阳江市志》。正在编纂的《广东省志(～)·人物》卷中，拟入传的阳江籍名人有两位，一位是国画大师关山月，另外一位就是戴裔煊。然而，大多数人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甚至不曾听闻。20世纪50年代，戴裔煊在南方大学学习时，就曾反思“一生一世坐在房子里不出去，不经风雨，不见世面”。这个反思是刻骨的。当年，他毫不留情地批判自己在象牙塔里钻故纸堆。可是如今，潜心做学问、做研究的，又还有几人如他？今年9月2日、3日，我们走进了中山大学，试图回到他的年代，寻找一些关于“戴裔煊”的印记。
博考详辨，澄清历史真相
年，葡萄牙殖民者策划纪念开埠周年的殖民主义活动。正是从那一年起，戴裔煊开始潜心研究中葡关系和澳门史，成为这一领域的著名先驱。当时，关于澳门史的研究者寥寥无几，他的学生兼最后一位助手、现任中大历史系教授章文钦几经考证，认定戴裔煊就是国内澳门史研究第一人。
自17世纪以来，葡萄牙殖民者竟然在他们怎样入据澳门的问题上，无中生有地宣传葡人为中国政府赶走海盗，中国政府把澳门给他们作为酬劳的谬论，以掩盖其占据澳门的事实。近代西方的“澳门史专家”如蒙塔尔托、布拉加和汉学家高第、伯希等人，则推波助澜，把谣传说成信史。
从年开始，戴裔煊对于澳门历史上的所谓赶走海盗问题，就其所谓的原始资料根据、所根据的资料是怎样来的、是否可靠、海盗首领是谁、谁代表中国政府把澳门给了葡人、有什么凭证等问题逐一进行考证。撰写了《葡萄牙殖民者混进澳门的由来》《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葡萄牙占据澳门的年代问题》等论文，揭露葡萄牙殖民者和耶稣会士企图以嘉靖四十三年()葡人协助广东当局镇压拓林海兵起义事件，作为其在嘉靖三十六年()占据澳门的理由，结果演成事件、时间、人物方面矛盾百出，澄清了历史真相。
“十年动乱”期间，在图书馆关门、科研工作停顿的情况下，戴裔煊利用早已搜集的近百种中外文资料，对《明史·佛郎机传》进行全面的探索考核，钩沉抉微，写成《〈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一书。这部考释性的学术著作，今天已经成为研究早期澳门历史的必读书。但在那芳荃寥落、荆棘遍地的年代，作者对这部书并不抱有出版的奢望，只是想把有关澳门早期历史的资料整理出来，供后人参考。为此，他在书稿的扉页，用工整的毛笔字加上“葡萄牙殖民者侵占澳门史料”的副题。戴裔煊还注意到嘉靖年间活跃在中国东南沿海、同葡萄牙殖民者有一定关系的倭寇海盗，并就有关问题写成《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书。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外研究澳门史的学者日益增多。戴裔煊以多年研究的成果，为这一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成为澳门史研究的最权威学者。他的著作《〈明史·佛郎机传〉笺正》和《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先后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也由澳门星光出版社出了单行本。他在这方面的论著，受到港澳台学者的推崇，港澳报刊和国内学术界都称他为澳门史专家。
章文钦回忆，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国家有关部门的同志曾多次登门拜访，请求戴先生提供一些供中国政府与葡萄牙谈判的相关资料，参与谈判的中方土地小组组长谢厚和就曾参考了戴先生的《〈明史·佛郎机传〉笺正》等著作。
戴裔煊曾经说：“我研究澳门史，就是为了证明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完全有权收回澳门。”戴先生一言，掷地有声。他为澳门回归祖国的怀抱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亲友学生同事眼中的戴裔煊
在中大采访期间，戴裔煊的后人、同事、学生忆起了关于他的许多往事，这些恍如昨日的记忆片段，引领着我们将目光投向几十年前，仿佛看见那位衣着简朴、不苟言笑的老人，总是埋头于书斋成捆成堆的书本里，心无旁骛。他的身影，不是在书斋和教室，就是图书馆。
(一)为学：勤耕不辍，学以济世。
在历史学、民族学的学习、研究生涯中，戴裔煊的绝大部分时间是泡在图书馆和书斋里的。他的同事兼好友、现年88岁的退休老教授宋长栋回忆，如果去戴裔煊家里找不到人，那么去图书馆绝对没错。“他钻一件事情，就一定要钻到底，有时简直要在图书馆坐到底。”宋长栋笑说。沉浸于无边的书海，戴裔煊常常忘怀世事人情。戴裔煊的三女婿张纪常记得，好几次去岳父家，老人家打了简单的招呼后，便又埋头于他的故纸堆里了。
爱读书的人必然非常热衷于买书、藏书，张纪常告诉我们，在岳父并不宽敞的宿舍里就摆满了7个书架，客厅里5个，房间里2个，就如1个小图书馆。戴裔煊曾自豪地说，中大教授里面，论藏书量，除了容庚就数到他了。戴裔煊本人就是这个“图书馆”的管理员，对那些没有编号的书籍烂熟于心。“数不清有多少书，但每次他让我找其中一本，都会说出在哪个书架第几排，从来不会出错。”对此，张纪常记忆犹新。在中大的一次教师宿舍搬迁中，张纪常曾帮他搬运书籍，然而却只被允许当劳动力，而不让参与整理、摆放。原来，戴裔煊视书如宝，关于书的一切，凡事必亲力亲为。
戴裔煊在世界古代史、中外关系史、民族史、宋史、明史和澳门史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成就。
戴裔煊忧国忧民，学以济世，为国家民族的利益服务。戴先生的家乡广东阳江，在宋代已有相当规模的盐场，如卤水场和双恩场。宋代民族战争迭起，军费浩繁，积贫积弱。盐税是当时朝政的重要收入。北宋仁宗时范祥制置盐钞法，以通商法，既有利于国计民生，也保证了国家获得最多的盐利。戴先生对宋代钞盐制度作了深入的研究，写成《宋代钞盐制度研究》一书。他在书的“自序”中说：“研究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是了解这个时代社会历史的关键。宋代盐的产销制度是宋代社会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它，了解它，对于了解宋代的社会历史，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戴先生引用文献资料二三百种，以纵横的比较研究方法，阐明宋代钞盐制度产生发展变迁与时代环境的交互关系及其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从历史的角度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食盐供应问题提供经验教训，强调盐法的制订必须以福国利民为宗旨。戴先生研究澳门史也是基于这一原则。
(二)为师：严谨负责，一丝不苟。
无论是刚大学毕业时任教于高中，还是在大学里教大学生、带研究生，戴裔煊在为师的岗位上，从来都是一丝不苟。他向学生传输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治学态度。
陈寅恪的高足、现年81岁的原中大副校长胡守为老人回忆，年中大院系调整之后，他曾旁听过戴裔煊的世界古代史一课，一听就是整整一个学期。“戴老师讲课声音洪亮，语调抑扬顿挫的，在教室外都能听得见。他讲课非常有特色，有时甚至会闭上眼睛，非常投入的样子。”胡守为说，戴先生的讲课很吸引人，每次上课，班上的同学都是全神贯注的。作为陈寅恪先生的得力助手，胡守为认为戴裔煊先生有陈寅恪的治学风格，他对戴裔煊十分敬佩。
宋长栋告诉我们，戴裔煊的讲课从来不照本宣科，总是带有自己的学术观点。老人一再强调，戴裔煊对学生非常负责，每一学年，他都会换一本讲义，遗憾的是，这些讲义如今已不见踪影。“应该想办法找到这些讲义才好，这些讲义很有价值的。”宋长栋一再念叨。
深感先生对学生严谨负责的，还有章文钦。晚年时，戴裔煊身体不适，为完成《中国大百科全书》的相关内容，有一次他让章文钦帮忙整理其中一个词条。“不过字的样子，却被戴裔煊先生改了又改，足足改了5遍。”章文钦回忆，先生的要求非常严格，每一次都提出许多修改意见，刚开始是文献参考不够，后来是文字表达欠妥、结构不合理，再就是文字功夫不到家，没达到文从字顺的效果……一遍遍地修改、斟酌后，章文钦战战兢兢地将稿子交给先生，心里却依然没底，想着“该不会还要修改吧”，当先生看后说了句“差不多”时，他心里的石头才终于放下。
戴裔煊是一位低调严谨的学人，无论教学还是研究，皆秉承实事求是精神。他的学生蔡鸿生教授曾回忆：“先生经常告诫学生，读书人要重视操守，不要把自己的学问当作商品到处吹嘘、叫卖。学问自有公评。用市侩手法做学问，也许会得意于一时，但终归贻误别人，为害自己。”
(三)为人：耿直朴素，不事张扬。
撇开博学多识的学者、德高望重的师者身份，戴裔煊其实就是一位耿直真诚、坚持真理的人。50年代后期，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有人动员戴裔煊写文章批判陈寅恪教授，他却说：“我们应该把陈先生当作一部百科全书，在他身上学知识，学方法，至于思想方面，不必苛求于人。”黄文山先生解放前曾任中山大学教授，广东省法商学院院长，重庆国民党中山文化教育馆研究部民族组主任等职，后来去了美国。解放后曾被批判，说他是国民党御用的反动文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戴裔煊因为与黄文山的关系而受到审查。但是，戴裔煊并无任何顾忌，他在“自述”中实话实说，“如果说我对于西方民族学的历史发展及各个学派的理论与方法知道一点的话，是与黄文山先生的教导和帮助分不开的。我往年在中大未及门受业，这时比及门弟子所受教益尤多。我视他亦师亦友亦兄长，他亦把我当作家人子弟。”
晚年时，戴裔煊回忆起自己的种种往事，也曾与张纪常倾心交谈。他说，自己一生有两大遗憾，一是论文《中国铸铁技术怎样传入伊朗》因借给别人，后来被盗用，最终导致自己未能发表；二是《西方民族学》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这是他自己的分析)，后来想做修改却未能找到资料，终究未能发表。对于自己苦心经营的文章，这位老人自始至终都抱着一种神圣不容侵犯的态度。当然，戴裔煊是不事张扬的人，这些，他最终只是讲给了自己的亲人听。
交谈中，我们在《澳门史与中西交通研究》一书的扉页上发现了一幅苍劲有力的书法，署名即“戴裔煊”。我们试图找到其真迹或者其他书法作品，遗憾的是，张纪常告诉我们，岳父生前一再说书法作品“不留后人”，他那里也没有留存一幅下来。
戴裔煊先生一生务实求真，置名利于度外。他的学术生涯是一位爱国学者的生涯。他为澳门史研究作出的卓越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纪念。
黄娟娟陈宝德敖进挺
《葡萄牙侵占澳门史料》目录
前言
编者的话
图片：
1．年的澳门速写图（从海洋望）
2．澳门约一百五十年前图（香山县镜湖地段图）
3．澳门及其附近图（约一百五十年前，同上）
4．澳门（采自雷胜德PedroBassetodeResende著“印度国家论”原抄本为伦敦博物馆藏）
5．荷兰木刻澳门图（采自“航海旅行集”BeginendeVoostganphof）
6．澳门速写（采自“彼得蒙地杂志”journalofPeterMundy）
7．从浪白望澳门（采自华伦田著“新旧东印度”VulentynisQudenNieuwQostIndian）
8．嘉思共炮台（ThefortandbatteryofST.Francisca采自旧照片）
9．娘妈阁炮台的旧炮（OldCannoninthefortofBassainMacao）
10．旧日东望洋砲台一部分（Partoftheoldfortofnossasentosadafuia）
11．年博加路制的“圣·路伦古”大砲（ManuelTavaresBocasso制的Saodousenco大砲。这砲后来由澳门送给广东总督，于年被英人抢去，现存于“伦敦楼”）
12．“圣·路伦古”大砲的头部照片。头部刻有制炮人姓名，在姓名之下，后来加刻“夺自中国”等字。
第一部分综合叙述的史料
香山县志：澳门祝淮黄培芳
…………（摘录）陈澧，黄丹桂
附：“大西洋”和“佛郎机”注释郭廷以
明史佛郎机传（摘录）张廷玉
附：明史佛郎机传考证（即畧）梁嘉彬
澳门记略（摘录）印光任，张汝霖
中西纪事（……）夏燮
瀛海志略（……）徐继畬
平海心筹（……）林福祥
粟香丛书（……）金武祥
澳门之历史东方杂志
澳门陈?
附：澳门界务争持考（即略）黄培坤
现代中国外交史（摘录）金兆祥
葡萄牙人入粤及其占据澳门之经过广东文物
第二部分分类的史料
1．奏疏令文类：
请复许通市舶疏（）林富
重边防以苏民命疏（）王希文
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庞尚鹏
郭给谏主驱夷防夷疏（）郭尚宾
处濠镜澳议（）霍与瑕
澳夷近状疏（）（略：见香山县志页）张鸣罔
附：香山岙（见野获编卷三十，页三十八）沈海符
行县檄略（）俞安性
酌陈澳门等事疏（）孔毓珣
为敬陈抚辑澳夷之宜以昭柔远
以在海疆事奏（）潘思榘
管理番舶及寄居澳门夷人规约七条（）印光任
澳门记（）薛馧
澳夷善后事宜条议（）张汝霖、暴煜
澳门图说（）张甄陶
论澳门形势状（）……
上广督论制驭澳夷状（）……
以肇府同知改设驻前山寨奏（）策楞
以民夷交涉事件处理罪犯奏（）……
请封唐人庙奏（）张汝霖
两院严禁愚民私习天主教以安民夷
以肃法纪事（）
谕澳夷檄（）张汝霖
谕澳夷檄（）许乃来
2．外文类：
三百年前的澳门（选译）博索尔少校
引言……
澳门安·博卡路
澳门马可迏费路
澳门之起源伯希机撰冯承钧谪译
汤若望传（摘录）魏特著杨丙辰译
中国古代南海航行考：葡萄牙人
占据澳门考（摘录）藤田丰八著何占民译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摘录）马士著
张汇文等译
3．条约类：
中外条约编（摘录）黄月波于能模编
1）中葡会议草约四条鲍釐人
2）中葡友好通啇条约五条
3）附录
中葡条约五十四条
中葡会议专约三欵
4．诗钞：
5．附录：
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戴裔煊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强占澳门的历史真相
——中大戴裔煊教授潜心研究澳门历史匡正历代谬说
编者按：我国领土澳门究竟是怎样被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占据的？对这个问题，许多人还不大清楚，以致殖民主义者所捏造的葡人因在澳门赶走了海盗，中国政府在几百年前就把澳门送给他们作为酬劳等谬说，到处流传。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戴裔煊对澳门历史问题素有研究。最近，他向记者谈了澳门的历史真相和他对抢救有关史料的意见。我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后，到澳门工作的人员增多。为此，我们特印发这份材料，供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参阅。
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准备次年大搞庆祝他们占据澳门四百周年的纪念活动（后因中国政府干预才未搞成），以表示四百年来澳门已属于他们。多年来，世界上流传一种谬说：葡人为中国政府赶走海盗，中国政府把澳门送给他们作为酬劳。中国向来很少人认真研究澳门的历史，有的人由于无知也跟着外国人瞎说。有鉴于此，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戴裔煊决心要把澳门的历史搞个水落石出。现在，他的研究已经有了成果。他最近对记者说：我已经找到充分、确凿的证据，肯定所谓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为酬劳之说是捏造的。其实，他们混入澳门，初则盘踞，后则强占，中国政府从未正式将澳门割让给他们。
葡人入据澳门岛由来
据戴裔煊教授的考证，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于年（明正德十二年）以进贡为名，派遣使者驾大船两艘来到广东，闯进广州城，声称佛郎机国（此为伊斯兰教徒称欧洲人所用的名称）入贡。广东政府官吏查《明会典》南海国家，没有所谓佛郎机，使者到来又没有本国文书，于是一面让他们留下，一面上报中央政府，得旨谕令他们还国，他们带来的货物，则按价收购。可是，他们久留不去，还剽劫行旅，掠卖人口，甚至在东莞南头盖屋树栅，企图久占。不久，广东政府得知他们曾经侵占满刺加国（即今马来半岛的马六甲）。嘉靖初年，就拒绝与他们贸易，把他们赶走。他们离开广东沿海，又到福建、浙江沿海，同中国从事海上走私的商人勾结在一起。不久，因债务纠葛，他们在浙江余姚县杀人越货，县官上报说是“倭人入寇”，于是发生中国“讨倭”事件。他们无立足处，又回到广东来。l年（嘉靖三十二年），他们假冒满刺加国的名义，通过一个叫周鸾的中国人做中介，向广东的海道副使汪柏行贿而得到默许重新回到广东口岸。与此同时，他们以贡物水湿借地晾晒为词混进了澳门。按当时中国与东南亚南海各国贸易惯例，番船到澳，只能临时搭篷栖息，至交易完毕，即行撤去。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到澳后，违反向例，强行用砖瓦木石盖屋居住，守澳官吏受了他们的贿赂，纵容姑息。这样，到年（嘉靖三十六年），就给他们占住下来了。
初时，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是以私番的名义混进来贸易的。船舶到来，货物报官查封，中国政府照例抽十分之二的商税后才准许发卖。由于葡人报货奸欺，明隆庆五年（年）改用丈抽法，按船的大小抽船税，税额每年两万余两银子。他们为了避免被中国人民驱逐，还经常给广东海道副使送礼（每年五百两银子）。据说有一回提送这笔钱来时，有许多人在座，海道副使不敢收受而交纳国库，后来就变成了“地租”。地租从明代万历以来是有的，不过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澳门租给他们，双方也没有签订过任何这方面的协约，更没有葡人赶走海盗而获得澳门酬劳这回事。
可是在中英鸦片战争之后，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乘清政府腐败，竟公然于l年（道光二十三年）向两广总督提出豁免“地租”、把关闸划归驻澳葡人管理等无理要求，遭到驳斥。他们野心不死，于年（道光二十五年）进一步宣布澳门为“自由港”。澳督亚马勒到任后便在澳门征收土地税、渡船税，宣布关闸以内土地由澳葡当局征税，拒不向中国交纳“地租”，又封闭中国设在澳门的海关，赶走关员，占领凼仔等小岛，把它们附属于澳门；还借口筑路，勒令挖掘华人祖坟。由于亚马勒作恶多端，年（道光二十九年）激起澳门居民暴动，把他杀了。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乘机用武力抢占关闸，绑走中国士兵，开始了他们由盘踞到强占澳门的历史。
葡萄牙海盗商人入据澳门以后，勾结奸民，掠卖人口，获取厚利。他们每市易完毕，于沿海大掠童男童女而去。他们将拐骗来的人口，“髠钳械梏”（即剃光头戴上镣铐），传贩他国。当时，葡西、秘、古等国的人贩代理人群集澳门，把中国作为劳动力的供应地。贩卖中国人口，成了当时澳门的主要贸易。据西方文献不完全的统计，从年以后的25年，中国人民的骨肉同胞惨遭葡萄牙奴隶贩子诱拐，离乡背井，丧身波涛及异域的，就有五十万人。
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又是最早向中国输入鸦片的贩子。以后又串通英国殖民主义者，以鸦片毒害中国人民。
年（光绪十三年），清政府实行对洋药（鸦片）税釐并征新章程。对于杜绝走私问题，港英当局认为要澳葡当局协同查缉才行，如澳门当局不缉私，港英亦不允办理。总税务司的英帝国主义分子赫德，站在维护殖民主义利益的立场，假意协调缉私，向清政府献策，并从中斡旋，勾结葡政府拟订了四条草约。这就是那年三月二十六日由金登干代表在里斯本签订的《中葡会议草约》。《草约》写上：“由中国坚准葡国永驻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又写上：“由葡国坚允若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妄图使自己长期霸占澳门合法化，英帝国主义则为了避免澳门落入其他更强的帝国主义手里，在草约写上了这两条。然而，草约并不具有条约效力。同年十二月一日，在北京又签订了《中葡条约》五十四款。条约虽然写上了上述条文，但在第二款中加上“惟现经商定，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约。其未经定界以前一切事宜，俱依照现时情形勿动，彼此均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这就说明，如未完成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约”等手续，此项仍等于空文。年（宣统元年）双方派人于香港举行界务会议，九次商谈，争持不下，没有结果。什么地方是澳门、什么地方是澳属之地没有确定，根本谈不上订立专约。后来，由于两国先后发生变乱，谈判再也没有举行。可见，澳门以及所谓澳属之地，其领土主权完全属于中国，始终没有丧失。
谬说种种
戴裔煊教授通过对大量史料的考证、分析，驳斥中外有关澳门主权的种种谬说。
戴裔煊教授查阅几乎所有有关葡人入据澳门的外文资料，发现最早的记载出于年（万历四十二年）出版的葡人平托的《旅行记》。所谓冒险家平托，实际上是个海盗。来过中国。他在书中说：“这时(～）葡萄牙人在浪白澳与中国人贸易，直至l年都是这样；广州官吏因本地商人的请求，在这个时候把澳门港给我们。”年意大利人马可·达发罗的记载，也同平托的说法差不多。这些记载都掩盖了这样的历史事实：葡萄牙海盗商人是通过贿赂地方官吏，非法入据澳门的。
到了年（崇祯十四年）（葡人入据澳门后84年），葡萄牙耶稣会士鲁德昭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及其邻近地方传教志》，其中写道：当初澳门有许多盗贼麇集其间，劫掠附近岛屿。中国人知道葡人勇敢，把消灭盗贼的事委诸他们，并答应：假如能把盗贼赶走，则把澳门给葡人居住。葡人接受了这种条件，真的赶走了海盗，便取得这个海岛。这就是关于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的最早记载。此说没有海盗发生的年月，也没有海盗首领的姓名，显属谣传。以后还有许多这一类谣传，散见于好些国家的所谓汉学家的著作中。戴裔煊教授引述大量确凿的史实，逐一指出这些谣传或出于捕风捉影，或出于张冠李戴，甚至是纯属捏造。
葡人曾于年（嘉靖四十三年）协助过广东政府平定柘林海兵事件。当时潮州柘林海兵因缺粮而发生暴动，进攻省城。提督两广军务吴桂芳用总兵俞大猷计。借助香山澳林宏仲名下数船合攻海兵，获得成功。这些船可能是葡人的。作为酬劳，当时广东政府只送了一个“金劄”（即写有金字的奖状）给他们。本来，他们很想乘这个机会争取同中国正式建立往来贸易关系，遭到了拒绝。就这件事，却被后来的殖民者歪曲成：葡人赶走海盗，总督上书皇帝告捷，皇帝有旨把澳门送给葡人。
由于最早的平托的记载与后来的鲁德昭等的记载自相矛盾，而鲁德昭等关于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之说所据资料又漏洞太大，因此，后来一些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一方面对平托的记载只字不提，另一方面多方搜索稍有关系的别的“历史文件”，力图证实鲁德昭等的记载是有所本的。戴裔煊教授指出他们列举的这些“历史文件”都是无稽之谈。
有些中国人对澳门的历史只是一知半解，有的不辨真伪，还跟着外国人胡说。比如年，有闻悟其人在《文物》杂志第6号发表《故宫》一文，说：“澳门以嘉靖三十六年（）租借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光绪十三年（）将主权割让，完全放弃。”戴裔煊教授对此曾写信询问他们这样说的根据何在，但没有得到回答。目前，史学界以至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对祖国神圣领土澳门的历史真相知之甚少，对帝国主义一些谬说人云亦出，是非常有害的。很有必要实事求是地把澳门被强占的历史整理出来。
赶快抢救这一重要史料
戴裔煊教授研究澳门历史以来，仅于年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的文章。他另写《关于葡人入据澳门的年代问题》《～年间的澳门》等文，以及《明史佛郎机传笺正》一书，因各种原因，至今未能发表。此外，他已经收集了大量有关澳门的史料，打算撰写一本《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的历史》，并把收集好的史料整理和编辑成册。这些文章和史料，对于我们最终解决澳门问题是必不可少的，对今天的外事工作也很有参考价值。可是戴裔煊教授已经73岁，且患有高血压和白内障等病，看书、写字都很困难。他迫切要求从速配备助手，尽快把澳门史写出来，并把有关资料编辑成册，同时希望能出版他已写好的著作。
关于配备助手问题，前两年他曾向中山大学的领导同志提出过，校党委很支持，但在学校找不到合适的人选。后来托人与广东社会科学院洽商，也没找到适当的人。戴裔煊教授又向中大提出，希望借用在《红旗》杂志哲史部当编辑的他的女婿钟国豪来广州一个时期，协助他工作。中大曾与《红旗》杂志社联系过，未得同意。由于助手问题长时间未解决，而戴裔煊教授健康状况又一年不如一年，编写澳门史的工作无法进行。为此，他很焦急，希望得到中央有关部门和领导同志的重视，及时支持他解决助手问题，使他几十年潜心研究的澳门历史问题获得最后的成果。
朱葆春
关于澳门历史上所谓赶走海盗问题
葡萄牙殖民者利用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南海各国人民间的和平贸易友好往来关系，假冒别国名义，通过一个中国人周鸾来做中介，由他诈称客网首，1年（嘉靖三十二年）向当时广东的海道副使汪柏行贿，第二年得到允许通市，照例“抽分”，在广东口岸进行贸易。
在这以前，葡萄牙海盗商人主要是在浪白滘的南水村偷偷摸摸地和中国商人交易，得到汪柏的允许以后，他们不特公然出入广东口岸，甚至进入到广州城来。与此同时，他们以水湿贡物，借地晾晒为词，由浪白滘移至蠔镜澳。（亦写作“濠镜澳”，或称“香山澳”，即今澳门）按照中国和东南亚南海各国贸易的惯例，番舶到澳，只是临时搭篷栖止，至交易完毕，船舶出洋，即行撤去。葡萄牙殖民者到澳门以后，就违反向例，不顾中国人民的反抗，于年（嘉靖三十六年）强硬用砖瓦木石盖屋居住，守澳官受了他们的贿赂，纵容姑息，瞬息盖屋成村，驱之不去，这样就给他们占据了下来。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的由来经过如此，有中国当时的原始资料记载，斑斑可考，不可能、亦不容许有任何歪曲和捏造。可是葡萄牙殖民者关于他们入居澳门的由来问题，居然无中生有，宣传葡人为中国政府赶走海盗，中国政府把澳门给他们作为酬劳的谬论，企图以此淆乱听闻，掩饰占据的实质。近几十年来，那些为殖民主义者服务的所谓“澳门史专家”们，由孟达多(MontaltodeJesus)以至最近的布拉加(G.M.Braga)辈，发表喜喜专刊，力图把耶苏会士这种以讹传讹之谈，说成信史；那些所谓汉学家如科节埃(HenriCordier)、伯希和(PaulPelliot)、藤田丰八等，或则摭拾旧闻，兼收并蓄，不辨是非；或则推波助澜，指鹿为马。谬说流传，好像煞有介事！
究竟说为中国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有什么原始资料根据？所根据的资料是怎样来的？是否可靠？海盗首领是谁？究竟是怎样一回事？谁代表中国政府把澳门给了葡人？有什么凭证？关于这些问题，一定要有史实可稽，提出充分的证据，绝不能信口造谣，任意胡说。
在这里，我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把殖民者所传这类有关的问题分别加以探讨。
一、关于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的若干早期外文记载述评
就我所知，关于葡人入居澳门情况的葡文以及其他外文记载，以所谓“说谎大王”平托(FerdinandMendezPinto)的旅行记（葡文名Peregrina，gao）为最早。他本人是一个海盗首领，由～年（嘉靖十六年～嘉靖三十七年），不断在东方作海盗掠夺式的航行和旅行，曾到过宁波、日本等地，他和一班暴徒盗掘皇陵，杀人越货，无所不为。他们的行为正是当时葡萄牙海盗商人奴隶贩子在东方所干的勾当的典型范例。他率直地写了下来。这本著作在他死后三十一年，即年（万历四十二年），在里斯本出版，有各种文字的译本。
平托在其书的第二二一章说到：“这时（～）葡萄牙人在浪白滘与中国人贸易，直至年（嘉靖三十六年）都是这样；广州官吏因本地商人的请求，在这个时候把澳门港给我们，现还在其地经营。其地在当时是一个荒岛，我们在那里建筑房屋，使成为一个美丽的城市。”我们知道，平托在年（嘉靖三十七年）才回到葡萄牙，当葡人在澳门强硬盖屋居住之时，他还在东方。葡萄牙殖民者怎样进到澳门来，他是知道的。他只是说因为本地商人的请求，广州官吏把澳门给葡萄牙人，并没有提到赶走什么海盗获得澳门酬劳的事情。
又年（崇祯十一年）意大利人马可﹒达发罗(Marcod＇Avalo)的记载，也是和平托的说法差不多。他说，“这个岛（按即指澳门）是广州的官吏们给葡人的，所以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一个市镇，因为他们从前住在浪白滘（按原文作Hanpehoao是Lampacau或Langpokao之讹）岛上，浪白位于若干里外，在贸易上非常不便和偏僻，所以他们乘机建立这个城，并拓殖一个居留地”。没有涉及赶走海盗这回事。这些早期的记载只是说广州官吏们把澳门给葡人，与年（隆庆三年）新会陈吾德“条陈东粤疏”所说“向因当事者利其数世之资……乃开濠镜诸澳以处之”，是可以互相印证的。实际上就是广州官吏贪他们的钱，让他们入澳门居住，居间作介的则是本地商人。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的由来问题，早期的外文记载和中文记载是没有多大出入的。
到了年（崇祯十四年），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ezdeSemedo)的著作“中国及其邻近地方传教志”(RelacaodapropagacaodafenoregnodaChinaeoutrosadjacentes,Madrid，)一书出，说法不同了。赶走海盗说出现了。他说：澳门地小多石，易于防守，极适宜为盗贼渊薮。当时有许多盗贼麇聚其间，劫掠附近岛屿。中国人商讨除害的方法。或者由于胆怯，或者为着冒较小的危险并且牺牲别人以达目的，他们知道葡萄牙人的勇敢，把这件事委诸葡萄牙人，并且答应：假如能把盗贼赶走，则把澳门给葡人居住。葡人以非常愉快的心情接受这种条件：人数虽然远比盗贼为少，但娴于战术，他们整顿队伍，攻击盗贼，自己方面不损一人，而杀敌致果，立刻取胜于战场和这个海岛（按即指澳门）上。于是兴工建筑房舍，每人选择其自己最喜欢的地区云云。就我所知，这是葡人赶走海盗，获得在澳门建屋居住的最早的刊行的记载。
考曾德昭于年（万历四十一年）由果阿奉派至南京，初时用中文姓名叫做谢务禄。年（万历四十四年）南京礼部侍郎沈□认为他们一班人潜入中国，变乱历法，诳惑小民，上疏请把他们驱逐，因此曾德昭与王丰肃（AlphonseVagnoni后改用汉姓名高一志）同入狱，旋被驱逐往澳门，后来又重入内地。曾德昭这本著作是年（崇祯十一年）在果阿写成的，距离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建屋居住的时间已经81年。他不是当时当地目击其事的现场人物，只能得诸传闻，所说的可靠性就根本成问题。关于曾德昭所说的根据问题，在这里暂且不谈，我所要指出的是当时那些耶稣会士们以讹传讹，十口相传，猢狲变成了狗。
曾德昭所说的根据和可靠性虽然有问题，然而只不过说葡人赶走海盗，中国人把澳门给葡人居住而已。在曾德昭以后，到18世纪前半期，法国耶稣会士冯秉正(JesephAnneMariedeMoyriacdeMailla)编译“中国通史”(HistoiregenercledelaChina)，摭拾前人的谣传，写了下来。可是出在他的笔下，传说又变了样。他说葡人赶走海盗，中国政府把澳门让给葡人了。他说：“马交，中国语称为澳门，是一个多石而不易袭击的小岛。它往时为骚扰邻近海岸的海盗的巢窟。往东印度群岛的葡萄牙人，曾登香山(Sancian)这个岛上与中国人贸易，见它一片荒凉，于海滨建若干小屋，作为栖身及放置货物之所。到他们的船装载了货，立即开行，委弃他们的小屋。中国政府意欲消灭海盗，向他们建议：假如他们把海盗赶走，就把澳门让给他们。这些外国人乘这个机会居留于中国，他们的人数虽然比海盗少，结果把海盗赶走，并成立一条人烟稠密的小村落。”
冯秉正年（康熙三十九年）到中国，年（乾隆八年）死于北京。他的书年（乾隆四十二年）刊行。在时间方面比曾德昭书更晚。他这段记载不过是曾德昭说的翻板，可是经过复制就变了原样，说葡人赶走海盗，中国政府把澳门让给葡人了。
到了18世纪后期，由于谬说流传，那些到东方来的人，更是随声附和，如～年（乾隆三十九年～乾隆四十六年）奉王命来东方的法国航海家松内拉（Sonnerat）在“东印度群岛和中国航行记”(VoyageauxIndesOrientalesetaChina,,Ⅱ，P.7～8)里面说什么中国人与葡人合兵剿海盗，中国人作壁上观，葡人连战皆捷，结果把盗匪肃清，在广州河口获得澳门这个硗瘠的小岛作为他们胜利的酬赏。这类道听途说的话，既没有指出确实事件和它发生的年月，不过人云亦云，本来就不能作为真正历史记载看待，可是葡萄牙殖民者居然由这类谣传捏造出占据澳门的理由来。在葡萄牙殖民大臣美庐·伊·卡斯特罗(MartinhodeMelloeCastro)的一个备忘录中，这种传说又变成了另外一种腔调。他说中国海上受到海盗和叛徒的骚扰，对于贸易和航运造成大大的破坏，当时葡萄牙人经过适当准备之后，攻击劫夺者，旋即清除海上的灾害，予中国人以巨大的安慰和愉快。葡萄牙人于是向香山前进，那里有几大块地方为一个有力的首领所占据。他在顽强抵抗之后被战胜了。这个岛（澳门）被葡王的臣民占领了。由此所得来的结果是：在争论中的主权问题，建立在征服的权利的基础上，这是由葡萄牙人的武装和流血得来的。美庐·伊·卡斯特罗这种说法，可以说是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进一步的发展，也是出自侵略者口中的有意的歪曲。依照他这种说法，澳门是葡萄牙人以武装和流血占领得来，不是出于酬劳，而是应享的权利。侵略者的面貌跃然纸上，暴露无遗。
由上面所述的外文资料看来，关于葡萄牙殖民者入居澳门的由来问题，我们可以看出：
（一）最早的外文记载只是平托等的因本地商人请求，广州官吏于年（嘉靖三十六年）把澳门给葡人说，没有所谓葡人平定海盗获得澳门酬劳的说法。两种说法不一致，自相矛盾。
（二）从时间方面又可以看出有一个显明的发展过程，由16世纪平托的因本地商人请求，广州政府把澳门给葡人说，到17世纪一变而为曾德昭等的葡人赶走海盗、中国政府以澳门酬劳说。到18世纪后期又一变而为美庐·伊·卡斯特罗的以武装和流血占领得来说。这种演变，有显明的迹象可寻。
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的由来问题，晚近的资产阶级历史家们，特别是那些所谓“澳门史专家”们，在他们的著作里表现一种显明的意图，企图把平定海盗获得澳门酬劳的谣传，硬说成真正的历史事实。如孟达多所著的“历史的澳门”(HistoricMacao,2nded.)，就是这样的一本著作。他力图证实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用以表示葡人于年（嘉靖三十六年）入居澳门，是由于为中国赶走海盗，中国政府把这个地方给了他们的结果。但是他们根据的只是上述谣传性质的资料，而资料本身又自相矛盾。最早的平托的记载与后来的曾德昭等的记载矛盾，他无法解释，不能证明平托记载的错误，同时又不能证明曾德昭等的记载可靠。结果孟达多的努力失败了。
鉴于孟达多的失败，近年布拉加在其所著的“西方的先驱者及其发现澳门”（TheWesternPioneersandtheirDiscoveryofMacao,Macao,）一书，重整旗鼓，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作了很大的努力。一方面他对于平托的记载，只字不提；另一方面他力图证实曾德昭的记载有所本。他说曾德昭不是根据口头传说的，因为有耶稣会士和葡人的手写本文件书札载有日期远比曾德昭刊行的著作为早。其中有些原本和抄本是属于16世纪而说及同样事情的，在里斯本(Lisbon)的各个档案库里被发现，云云。他提出他所发现的最重要的几个文件如下：
第一个是澳门耶苏会学校(JesuitCollege)登记册中的记载，其原文是：“耶苏会学校确于年后成立，这一年广州官吏把澳门这个港给葡人居住。葡人最初侨居于上川岛(IslandofShanchuaa)，后往浪白滘，在其地与中国人贸易”。
这一文件和平托的记载无大差异，只是说广州官吏在年把澳门给葡人居住，并没有说到什么赶走海盗以澳门酬劳的事情。可不必加以论列。
第二个是耶苏会士马多斯(GabrieldeMattos)所写的文件。里面说：“澳门这个地方向来是属于中国皇帝的，但是，现在是葡王和居住在这里的葡人的地方了。所以如此，由于广州官吏把这个地方给了他们，并且批准了日期。直至1年（嘉靖三十二年），葡人在上川岛与中国人贸易。年（嘉靖三十四年）迁往浪白滘，l年迁往澳门。广州官吏把这个港口给他们贸易，并且当他们熟悉葡人为和平与善良的商人时，许他们贸易于广州……这个港口和城镇批准给予葡萄牙人作为他们剿灭一个剧盗的伟绩的酬赏，这个剧盗甚至是威胁到广州城的。据这个城（指澳门）的长老们所证实，由于这种缘故，葡人被徙至更近广州的地方。因为这种效劳，两国人民更紧密接近，高级官吏们非常欣慰，结果给葡萄牙两个首领每人一道‘金劄’，并有文字大致是这种意思的。这件事在广东省政府的簿籍中有记载，又见于各级官吏给澳门城的许多文件中，并且屡次述及”。
奇怪得很，布拉加引述上面两个文件，都指不出年代，究竟是什么时候的资料呢？马多斯是怎样的人，什么时候的人呢？又没有说明，殊令人失望。不能确定时间的资料，无重视的价值。关于马多斯所说的谬误，下文再行论证。
布拉加指出年代的是第三个文件，那就是l年（崇祯二年）澳门的长老们上国王腓力第三（Philip，西班牙和葡萄牙两国合并时期的统治者）的建议书。里面说到“澳门城亦称（神名之城）……，敬陈于国王陛下。缘有一个暴戾的福建人，于年在中国海岸从事海盗行为，为该城的居民所击败，他们从有权力的中国皇帝得到‘金笞’，把他们现在所住的澳门这个港和地区赐给他们”。这一文件虽然比较曾德昭所刊行的著作略早，仍然是17世纪的资料，距离葡人在澳门强硬盖屋居住的年代，已经72年。无论曾德昭书是否以这类传闻为据，关于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布拉加始终举不出早期有价值的资料，甚至举不出16世纪后期的资料。布拉加自称为重大发现的资料，原来又是无稽之谈。广东沿海自年（嘉靖三十三年）镇压了何亚八等以后，直至年没有什么海盗剽掠，年始有倭犯揭阳。说年赶走海盗，被赶走者是谁，这种捕风捉影之谈，毫无事实根据。因此，布拉加的努力又陷于和孟达多同样的失败。
我们按照外文记载出现先后的顺序，彼此说法的自相矛盾，及其演变的过程，加以研究，我们已经有理由肯定葡人年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是一种谣传。
只是从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还不够，我们进一步研究分析这类谣传的内容。
二、葡萄牙人赶走的海盗首领是谁
说是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像这样重大的事件，在孟达多和布拉加所引为根据的早期记载中，如曾德昭书等没有海盗事件发生的年月，甚至连海盗首领的名字都说不出。市参议员建议书只说他是福建人，年在中国海岸从事海盗行为，为澳门的居民所击败。又布拉加所举的马多斯的文件，只说他是威胁广州城的剧盗。各种记载这样隐约含糊，固然充分表现出是得自道听途说的讹传，同时，把它们作为史料根据，连海盗首领是谁都不知道，谁都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
为着补偿这种缺陷，为着企图使讹传变成信史，孟达多和布拉加辈非常高兴地从18世纪法国耶苏会士竺赫德(JeanBaptisteduHalde)所著的“中华帝国志”(Descriptiongeographigu，historigu，chronologique，politiguedel′EmpiredelaChina……Pari，)第一册页找到他们所渴望的答案。竺赫德说：“当嘉靖皇帝在位时期，有海盗名TchangSi-lao者，寇扰广州附近海面，占据澳门，甚至围困广州城。官吏们求助于葡人，葡人的商船出战，解了围。追海盗至澳门，海盗首领在其地被杀。总督上书皇帝告捷，皇帝颁下诏谕，把澳门授与欧洲商人，作为他们可以居留之地。”竺赫德这一段记载，满足了原来那些企图证实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者的要求。甚至美国的汉学家如科节埃也曾引述到它。
我们知道竺赫德本人未曾到过中国，“只不过是耶苏会士书信集”(LettresEdifiantes)的一个编者，其所著“中华帝国志”只是摭拾传闻，编写成书，殊不足为典据。首先提出海盗名字的还不是他。据我所知，首先提出海盗名字的是另外一个耶苏会士利类思(LouisBuglio)。利类思在他所著的“不得已辩”里说：“然西客居澳，又原有由焉。明季弘治年间，西客游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往来交易。至嘉靖年间，广东海贼强西老攘澳门至围困广州，守臣召西客协援解围，赶贼至澳歼之。是时督臣疏闻，有旨命西客居住澳门。”“嘉靖年间”后面的语句，和竺赫德所说很相似。竺赫德的TchangSi-lao当即利类思的张西老的译音。
案利类思是西西里人，年（崇祯十年）来华，他是汤若望(JeanAdamSchallvonBell)的助手。他的“不得已辩”是答辩杨光先的“不得已”的非难之作，年（康熙四年）刊行于北京。编辑耶苏会士书札的竺赫德毫无疑问是采用了利类思的说法。只是竺赫德误解了利类思“赶贼至澳歼之”一语的原意、说成海盗首领在澳门被杀，略有出入而已。除此以外，其他都相同，彼此间的源流关系，蛛丝马迹，尚有可寻。
此外，在中文著述中则有更晚出的宁波袭柴的“中国海岛考略”的记载，其文亦约略相似。大抵摭拾外人所传，妄言妄听，写了下来。但海盗首领的名字写作张四老而不是张西老，“四”“西”二字中文形音都相近。
不特晚出的记载不可信据，即使利类思所说的可靠性，根本就成问题。如他说明季弘治年间，西客游广东广州，就完全不是事实。弘治的年代为～年。当时葡人的船舶还未到达中国海岸。向壁虚构，已经可见一斑。
考中国载籍，明代嘉靖隆庆间的“海盗”，虽然有许多以“老”称，如金纸（子）老、曹老、红老、严山老、许老等，无所谓“张西（四）老”，只是“穆宗隆庆实录”卷一四隆庆元年（年）十一月丁丑条有张老，无论名字不同，事迹亦不相同，不能把张老当作张西老或张四老。可是资产阶级学者们，纷纷猜测，因而产生出许多可笑的事情。像瑞典人龙思泰（AndrewLjungstedt）本来不相信耶苏会士所捏造的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的，可是他也猜TchangSi-lao是“郑芝龙”的误写。这种猜度固然错误，从这种事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中文姓名“张西老”经过外文译音再转为中文，可以变成“郑芝龙”！辗转相传，容易造成讹误如此。
澳门重议员们的建议书说海盗首领是福建人，利类思书则说是广东人，彼此自相矛盾，本来是一种讹传。但是，一定要曲为考证，企图以史料来证实讹传，必然陷入错误。日人藤田丰八就是这样人中的一个。
藤田氏在其所著“葡萄牙人占据澳门考”一文里替耶苏会士的谣传曲为解释。因朱安(JuandelaConcepcion)在18世纪末期出版的“菲律宾通史”(HistoriaGeneraldePhilipinasVol.P.)里说及林凤是张四老的余党，遂肯定张四老即张琏，并捏造出张琏为排四，所以叫做“四老”。他没有就张琏的生平事迹和耶苏会士所传的内容作出比较。事实上他对于张琏的事迹未曾研究，以私意臆度，就马上轻下断语。
案张琏是广东饶平县的岛石村（今为上饶镇上乡乌石埔）人，本是饶平县库役，因为打死了作为封建统治支柱的族长，亡命投入窖贼郑八萧雪峰党。后来郑八死了，张琏与萧雪峰分领其众，与林朝曦称为三王，彼此勾结。张琏势力最强。提督两广侍郎张臬调士汉官兵并会同江西、福建官兵共十万人以上才把他们镇压下去。关于张琏事迹的原始资料很多，没有一种记载称张琏为张四老的，也未见有记载说及林凤是张琏余党的。据我所知，林凤与林逢阳是所谓“梅岭贼”林国显的族孙，吴平是国显的侄婿，这些人是同党的。如果要迹寻林凤的渊源关系，可以上溯至李大用，因为林国显是李大用之党，与张琏无关。张琏起义是在嘉靖三十七年（），被镇压在嘉靖四十一年（），事情发生在葡萄牙殖民者占据澳门之后。又张琏等的声势虽大，其根据地只是在三饶之间，受威胁的也只是在广东、江西、福建三省交界地区，并没有圈困广州城的事情，与耶苏会士所传张西（四）老事全不相合。张琏不特不是给葡萄牙人杀死，甚至有没有被杀还是中国历史上悬而未决的公案。
藤田丰八考证张四老为张琏，是完全不符事实的。
张西老或张四老事为一种晚出的讹传，早就有人这样主张。资产阶级者已经说它是一种“纯粹的神话”。在20年以前，伯希和也肯定其事不见欧洲古籍和中国载籍著录。可是他又曲意为殖民者辩护，说葡人在澳门受优待与赶海盗事似不无关系。他根据菩卡罗(AntonioBocarro)的记载所引年（万历四十一年）罗朗索·卡发尔犹(Lauren，coCarvalho)对于广州官宪威胁而提出之葡文答书，其中言及叛人谋夺广州城而葡人代为平乱事。他说叛首不作TchangSi-lao而作CharemqumLitauquiem。但还原为中文是什么名字，他没有指出。漏承钧译他的论文为中交时也没有译为中文名字。伯希和对于这些名字虽然没有考证，他的意思分明认为：按照交献出现的年代，这种较早的记载可靠；葡人所平定的叛首是这些人。
这些名字我可以毫无怀疑地代他还原为曾一本和林道乾，每个名字有三个音节，这是两个人而不是一个人。
考菩卡罗从年（崇祯四年）开始，在果阿任档案保管工作。其本人未曾到过澳门，但因为职务的关系，掌握葡政府档案资料，我们有理由相信他的著作会比较可靠。他说罗朗索·卡发尔犹的葡文答书提到曾一本和林道乾的名字是不会错的。不过，在这里，我首先要指出：这样一来，他们彼此所传海盗首领的名字便自相矛盾了。按照文件出现的先后，应该是先有罗朗索·卡发尔犹的平定叛首曾一本和林道乾说而后有利类思等的张西老或张四老说。这种前后矛盾已经引起人怀疑。现在姑不深究这里面的缘由，只研究事实的真相；研究葡人所传平定曾一本等究竟是怎样一回事。
考曾一本是福建漳州诏安人，梅岭“剧盗”吴平之党。梅岭亦属诏安，他们是同乡。嘉靖以来，这个地方的人为生活所迫，很多从事海上贸易活动，触犯禁纲，铤而走险。由于这种缘故，统治阶级巫说“此地方之人相尚为贼”。曾一本是封建地主阶级所瞧不起的人物，说他“起自椎埋，无多知识”。年（嘉靖四十五年），吴平败后，出没于海丰惠来间，曾一度为广东镇守总兵汤克宽所抚，过了七个月，反对派说他收船舶行水，激变良民，他率领部众跑掉。以后屡败官军。年（隆庆二年）夏天，扬帆直薄省城，如入无人之境。取道波罗，曾入波罗庙，抵广州时，屯海珠寺，题诗海珠寺壁诮俞大猷。因广州城自南门至西城角门筑有外城墙，守御严固，不得进。经过十日左右然后去。旋至南澳，进窥福建玄钟界，被官军掩击于柘林、盐埕及马耳澳等处。曾一本虽稍稍受挫，势力仍甚雄厚，旋破碣石甲子诸卫所。明穆宗特简派刘焘总督两广福建军务，会同广东巡抚熊桴，福建巡抚涂泽民，总兵俞大猷率兵合剿。年（隆庆三年），大猷与福建总兵都督李锡、广东诸会事郭成、参将王诏等先后败一本于柘林、马耳等澳。在抗拒官兵当中，一本亲手发炮还击，被炮炸断了手指，脚也受了伤，他和他的妻郑氏为王诏所擒。由此看来，可知平定曾一本的绝不是葡萄牙人。
曾一本进袭广州城之役，起初由于俞大猷想着用诱降的策略，把他生擒，可是给他发觉了，反过来，将计就计，戏弄大猷。他“挟大艘六十，直趋大鹏”，大猷猝不及防，反大为所败。时两广总督张瀚方大造战舰于广州城下，并贮积军需品，准备剿他，给他知道了，于是他就乘这个机会，长驱直入，进逼省城，把政府所造战舰焚毁了。他对于当时的贪官污吏非常愤慨：据说当他受抚之初，汤克宽受了他几坛金，他所做的事情，自以为有功，而反对派却多方指摘构陷他，他非常愤恨，就跑掉了。这次直趋广州，责备政府对他不起，并声言要向政府讨还前时的银子。在焚毁政府战舰的同时，对于广州河滨富豪的财物，也纵部下掠夺。很显明：他进袭广州主要是对当时广东政府的一种藐视、报复、雪愤行动。其目的不是进攻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
葡萄牙殖民者怎样会说到他们平定了曾一本呢？事情是这样的：曾一本从广州撤退的时候，也曾因利乘便对当时窃据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进攻，攻不下就退去了。这件事本来不算得是什么重大的事情，一般的史志都没有记载。我只是从新会陈吾德的“谢山存稿”卷四“条陈东粤疏”找到一点点痕迹。陈吾德认为葡人窃据濠镜澳，“结庐城守，据险负嵎”，“私通奸人，略卖男妇”，“海滨居民，痛入骨髓”，“将来祸变，恐出叵测”，向明穆宗上条陈，希望立法禁制，严为防范。他在条陈的第四项里说：
“剧寇频年，为祸固烈，而夷众杂据，尤切隐忧。盖佛朗机满刺咖诸夷，性之犷悍，器之精利，尤在倭奴之上。去岁曾贼（案即指曾一本）悉众攻之，夷人曾不满千，而贼皆扶伤远引，不敢与斗。”
在中国的古籍里，我只见到有这样的一段文字。按“明史”卷二一五“陈吾德传”称吾德在“隆庆三年，擢工科给事中，两广多盗，将吏率虚文罔上，吾德条列便宜八事，皆允行”。隆庆三年（）即曾一本被镇压的一年，刚刚在曾一本被镇压之后，他上条陈。条陈中所称“去岁”，即隆庆二年，也即是曾一本进袭广州城的一年。可知曾一本在攻广州退出来的时候，也曾向澳门的葡萄牙人进攻了一下，不能得手就退去了。只是这样一件事，葡萄牙殖民者竟说成平定了曾一本。如上文所述，平定曾一本是第二年的事情，根本与葡人无关。我们知道，曾一本在撤退的时候，声势浩浩荡荡，阵容非常整肃。当时潮州封建地主阶级的乡士大夫给林大春的信有明白的报导。信内说：“曾一本近时进迫省城，焚烧战舰不可胜计。旋即顺风直抵吾潮。浮江数百余艘，渔人从海外遥见火号从空中超，烨烨若贯珠，长可数百里，倏忽而至。”足见曾一本并不是败退，葡人平定曾一本更不是事实。
葡萄牙殖民者说到平定林道乾又是怎样一回事呢？林道乾与曾一本都是吴平的余党，并且与曾一本有联系。但两不相干，各自雄长。进袭广州城是曾一本，不是他。在曾一本被镇压以前，即在年（隆庆三年）的春夏间，已为总督两广都御史刘焘所招抚，并且已经“立功海上”。他被安插在潮阳招收都的下潧（亦作“下尾”）地方。由于他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年（神宗万历元年）他投奔到外国去。
在这个时期以前，未见有关于葡人与林道乾战斗的记载，只是林道乾投奔外国以后的事迹，我从毛奇龄的“后鉴录”卷四发现有下面一段的记事：
“澄海林道乾，嘉靖中为盗，降。既而以兄子茂入彭亭国，为都夷使，招道乾，道乾诣军门明白辞去，封还前所给一十七笞，竟行。广督殷正茂檄暹罗安南共讨之。暹罗乃使使握坤哪喇请曰‘道乾更名林浯梁，在臣海澳中，欲会大泥国入寇，今已统兵向头关矣’。正茂与福督刘尧海遣香山吴章、佛郎机沉马啰殊及船主罗鸣冲呚呧呶同击道乾，道乾乃奔佛丑海屿去。”
17世纪至18世纪间人毛奇龄，其“后鉴录”所载16世纪林道乾事迹，本不能作为有高度价值的原始资料，但他曾充史馆纂修官，纂修明史，我们应当相信他的记载有所本。毛氏所述广督殷正茂与福督（应作福建巡抚）刘尧海遣香山吴章及佛郎机击林道乾事无年月。考“万历实录”卷一三万历元年（）五月癸巳条称：“令提督两广侍郎殷正茂督兵平海贼。林道乾闻山寇荡平，招叛出海，驾舡奔投外国。又林凤朱良宝等济恶猖狂，正茂计大集水陆之众，期一鼓就擒。其或广海茫洋，不能穷迫，一面扑灭凤宝诸贼，剪其羽翼（原作“翌”误），一面捣其巢，移大将提兵一枝，据其倚山跨海之险，以待其来。即使勾倭内犯，亦已有备无患。兵科都给事中张书遂请申饬正茂刻期征剿，务在必诛。兵部两复之，仍乞行福建镇巡严兵协剿。”可知殷正茂遣香山吴章及佛郎机击林道乾是在万历元年（）林道乾奔投外国以后一两年间的事情。在万历三年（年）六月凌云翼已经代殷正茂以后总督两广军务就不是殷正茂了。
尽管当时殷正茂确曾派遣香山吴章及佛郎机远征林道乾，其情况固然是“广海汪洋，不能穷迫”，究竟有没有“迫”过，甚成问题。根据“万历实录”所载，万历三年（）二月福建巡抚刘尧海就以海寇林道乾的警报向皇帝报告，万历六年（）林道乾驾船泊潮阳河渡门港。虽然遭受到潮阳封建地主阶级如林大春等的强烈反对：要求政府派“水陆官兵，并力夹剿。或密切悬购，命献其渠魁；或大开肆赦，溃散其党羽；务在设伏制奇，随机应敌，毋致釜鱼复投深渊，宠息再栖茂树”，林道乾被迫又跑到外国去，但他在海上是横行无阻的。
与林道乾同时而稍后的福建晋江人李贽（卓吾）盛称“林道乾横行海上三十余年”，“称王称霸，众愿归之，不肯背离，其才识过人，胆气压乎群类”。林道乾逍遥海外，曾遍历琉球、吕宋、暹罗、东京、交趾诸地。又尝企图定居于大昆仑山，登山结茅，为久居计，因风浪太大，不易建屋泊舟，遂弃去。最后往大年（按大年即大泥、大宜、亦称佛大坭、今称北大年Patani），“明史”说他攘其地以居，号“道乾港”。
像这样横行海上的林道乾，葡萄牙殖民者竟说把他平定了。真是莫名其妙。
年（万历四十一年）罗朗索·卡发尔犹因广州官宪威胁而提出的葡文答书，所以说葡人代中国政府平定叛首曾一本和林道乾的缘由，广州官宪对他们如何威胁，在中国载籍中，亦有原始资料可稽。按年即万历四十一年，这一年广州官宪如何威胁澳门葡人，有南海郭尚宾的“郭给谏疏稿”可证。他极力主张“令夷人尽携妻子离澳，其互市之处，许照浪白外洋，得贸易如初”。所谓威胁，即要把他们赶出澳门。很显明：当时罗朗索·卡发尔犹就乱扯一通，作为抵赖。伯希和据以为说，认为葡萄牙在澳门受优待，与平海盗事似不无关系，并认为“成为葡萄牙人居留地之澳门，应在～年（嘉靖三十六年～嘉靖四十四年）间逐渐产生发展”。可是他却不知道曾一本进攻葡人是在年（隆庆二年），广东当局有过派遣香山吴章和佛朗机追击林道乾之事，又是在～l年（万历元年～万历二年）间。这些年代都远在葡人占据澳门之后，和他的论断不符。他更不知道当时中国人民不断对葡萄牙殖民者进行斗争，要驱逐他们。罗朗索·卡发尔犹胡扯一通，只是借词抵赖。
伯希和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深入研究，所得的结论又是错误的。
总之，葡萄牙殖民者捏造年（嘉靖三十六年）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根本不是事实，就不可能举出谁是被赶走海盗的首领。胡乱举出后来的首领，年代固然不符，事实亦不相合。
三、平定柘林海兵事件与外交记载所传葡人赶走海盗的关系
外文记载所传葡人赶走海盗，从中国政府获得澳门作为酬劳。这种谣传究竟是怎样来的呢？作为谣传而论，即使查无确据，然而空穴来风，仍许事出有因。从这一谣传的赶走海盗部分，我们可以看出其基本内容包含两点：（一）海盗叛乱者曾威胁广州城。（二）葡萄牙殖民者在中国政府镇压海盗或叛乱者过程当中出了力量。
假使仅就这两点来说，我们从年（嘉靖四十三年）广东政府平定柘林海兵事件是可以得到证明的。关于这一事件，“嘉靖实录”卷嘉靖四十三年（）三月甲寅条说：
“广东东莞水兵徐永泰等四百人守柘林澳，五月无粮，皆怨望思乱，会领军指挥韩朝阳传统兵俞大猷檄，调戍潮阳海港，诸军忿怒。逐鼓噪执朝阳，入外洋与东莞盐徒及海南栅诸寇合，进逼省城。”
又“隆庆实录”卷19隆庆二年四月乙未条说：
“先是，嘉靖甲子（即43年），广东潮州府柘林兵乱，攻省城，杀掠甚众，守臣擒之。”
这些是见于“明实录”中关于平定柘林海兵的记载。“实录”的记事很简略，比较详细的是郭棐“粤大记”卷三“海岛澄波”条之文。其原文如下：
“嘉靖四十三年，潮州柘林海兵乱，提督侍郎鼐右会都御史吴桂芳讨平之。
时倭寇久胜潮阳，府藏不继，柘林防守海兵谭允传等以缺饷称乱，扬帆直抵广城。初犹以告粮为名，省中以军门方有事，倭寇在远，径议发兵剿之，大为所败。于是各叛兵横肆钞掠，省会戒严。桂芳闻变，阳布令招之，随调东莞南头九铺水兵自外洋入，因躬督副总兵汤克宽、参将门崇文水兵自惠阳东洲里海而出，合击之。贼腹背受敌，骇奔无措。生擒人，斩首不计。已而余党复据大舰不解，桂芳与总兵俞大猷用计破之。复生擒人，斩首41颗。首贼谭允传、卢君兆等先后磔于市，其船入官。”
此外当时广东顺德人何彦的“总督吴公筑省外城序”亦说及这件事：
“柘林卒叛，假以索粮，勾结白石贼党劫掠，突至河下。虽不敢进逼内城，而拥众连舰，肆然无忌，事势盖急急可危矣。公（按即指吴桂芳）乃回镇省下，设策调兵，逾月而叛卒贼党首恶悉擒。”
又当时南海人陈万言也有“贺吴自湖中丞新建外城序”，同样说及这件事：
“余自甲子岁（按即嘉靖四十三年）往按入闽。时吾广值悍卒为梗，一旦猝至郭以外。居民汹汹然相惊，提絜满道。城钥昼扃，至负扳而汲。时公（指吴桂芳）方治兵惠阳，闻之，奋然曰：‘不大创艾，不重保民，未有宁宇也。’逐大兴师薙狝，残孽咸授首无瞧类。”
根据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年（嘉靖四十三年）潮州柘林澳海兵因缺粮发生暴动，和东莞白石运盐夫及海南栅的所谓海寇联合起来，进逼省城。这件事与葡人所传海盗威胁广州城相合。但怎样得到葡人的助力来平定他们，上述资料没有说明。何彦说“设策调兵”，语句太简单，不能说明问题。郭棐称吴桂芳与俞大猷用计破之，也是同样情形，使我们得不到要领。但是，我们知道，镇压这次暴动的主谋者是总兵俞大猷。提督两广军务的吴桂芳只是言听计从。在俞大猷的“正气堂集”里面，有关于他划策镇压柘林海兵而写给吴桂芳的五封信，从信的内容可以看出当时处理这件事的约略经过，也可以看出当时确曾得到葡人的助力。其中“集兵船以攻叛兵书”写道：
“叛兵事决为攻剿之图，亦须旬日后乃可整齐。香山澳船猷取其旧熟，用林宏仲者数船，功成重赏其夷目。贡事已明谕其决不许。猷侯制出各号带，即差人分发此澳船，并南头船，白石船，尅日齐至合攻。”
从这一封信里可以看出当时俞大猷确曾借用过香山澳几只兵船。“功成重赏其夷目”一语透露出这种船是外国船。“贡事已明谕其决不许”一语，又说明了这种香山澳的船是葡人的船。因为东南亚南海的国家都是允许和中国贸易往来的，不许的只有佛朗机（葡人）。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俞大猷镇压海兵，曾借用葡人的船只，得到葡人的帮助。
当时俞大猷镇压柘林叛兵所用的策略是：一方面集合香山澳船、东莞南头船和白石船，准备尅日齐至合攻。另一方面对叛兵则说招抚，到叛兵把船送来了以后，借故责难他们，在他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掩袭，把他们解决。当时叛兵留下九艘大船停泊在三门，彼此不和合，有些人在山，有些人在船，没有防备。突然见到葡人到来攻他们，他们就惊慌失措，四散逃跑，就被解决了。这件事的策划和经过，从俞大猷给吴桂芳和莫吉亭的信可以看出是这样。
当时怎样会借助于葡人，葡人怎样进攻柘林叛兵，怎样说叛兵是海盗，其间经过情形，从18世纪初期葡人佛朗哥(AntonioFranco)的著作“道德观念”（ImagemdaVirtude）可以更进一步获得证实。佛朗哥所述这一事件的大意是：当防倭运动的末期，中国官吏无粮饷给士兵。士兵约两千人，在距离广州近郊不远的地方登陆，公然劫掠，官府猝然无兵镇压他们。后来他们攻占距离广州若干里的一个港口，设防御工事，武装大船九艘。他们变成了海盗。很严密地把广州封锁起来，甚至没有一只船敢往那里去。他们又破坏了近海岸的几个地方。居民被迫内迁，事实上著名的广州市差不多变成荒圩。官宪无如之何。有一个葡人叫做培累拉(DiogoFereira)的，他认为假如葡人参与其事，则海盗不难剿灭。他遣派自己的一个差使往广州，以他个人名义向总兵建议：镇压海盗，葡人可以效劳。总兵答复重视这一建议并愿意接受。不久，有一高级官吏抵澳门，以总兵名义请求援助。所有葡人都愿意参加，于是三百葡人立即武装起来。他们把炮放在中国船上，以此使海盗不觉，战舰分为两队，一队由舰长得·美庐(LuisdeMello)率领，另一队由培累拉率领。费用由此两人负责。中国将领认为一队要布列在海口，以防海盗逃遁，另一队则进行攻击。当海盗见着中国船前来时，他们从未想象到在船上的是另一种人。培累拉停在海口，而得·美庐则进攻海盗。当船驶近时，开始发炮轰击，海盗们知道看错了，作对的原来是葡萄牙人，惊惶万状，纷纷离船凫水逃命，在半小时内，我方全无损失，海盗被击溃了。这些就是葡人佛朗哥所描述的击败海盗的经过情形。足证所谓赶走海盗原来不过是年协助广东当局平定柘林叛兵事件。佛朗哥所说这一事件发生由于士兵缺粮，与中国记载合，说武装大船九艘，亦与中国记载合；从他的记载里可以看出他们直把叛兵当作海盗。至于当时葡人如何自请奋勇，如何出动进攻围困广州的叛兵，所述尤详，可以补中国记载之不足。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葡人所传赶走海盗，就是平定柘林海兵事件。
反过来由此又可以证明两点：
（一）更进一步证明葡人所传平定海盗首领与事实不符，因为柘林海兵首领是徐永泰、谭允传、卢君兆等。
（二）把发生于年（嘉靖四十三年）的柘林海兵事件，作为年（嘉靖三十六年）占据澳门的理由，是完全无稽的。
四、广东当局给葡人的犒尝是什么
按照殖民者的传说，葡人赶走海盗，总督上书皇帝告捷，皇帝有旨把澳门给葡人，广东官宪给葡萄牙两个首领每人一道“金笞”。殖民者谣传的平定海盗所得的酬劳如此。
从上文所研究的结果，我们确定所帮赶走海盗就是年（嘉靖四十三年）协助广东政府镇压柘林海兵事件。从这一个事件葡人相传所得到的犒赏是不是真确的呢？这是我要着重指出的问题。
我可以肯定地说，殖民者所传把澳门给了葡人，完全是捏造。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是：在葡人协助广东当局平定柘林海兵之前，他们向俞大猷所提出的要求是什么，所得到的结果怎样。
由俞大猷“集兵船以攻叛兵害”所说“功成重赏其夷目，贡事已明谕其决不许”的说话，很显明地透露出当时葡人的要求只是希望正式和中国通贡使。因为他们冒称别国商人，用贿赂的手段，虽然得到允许在澳门做买卖，并没有什么贡使往来关系，很希望乘这个机会能得到允许通贡使。可是，在这一问题上所得到俞大猷的答复是明白而坚决的拒绝。
历史事实也足以证明这一点。在平定柘林海兵的第二年，即嘉靖四十四年（），“嘉靖实录”卷在这一年四月癸未条有这样的记载：
“有夷目哑喏喇归氏者，浮海求贡，初称满刺加，已复易辞称‘蒲丽都家’，两广镇巡官以闻。”
“蒲丽都家”即Portugal的最早的中文译名。葡萄牙夷目在这一年浮海求贡绝不是偶然的。很显明：葡萄牙殖民者自以为助中国政府平柘林海兵有功，中国政府会答允和他们正式建立往来贸易关系，所以就派夷目哑喏喇归来作这种请求。殊不知因为名称问题，出了岔子。我们知道，葡萄牙人原被称为佛郎机，侵夺满刺加之后，到广东来，冒称“满刺加”，企图和中国建立贸易往来关系。后来给真正满刺加的使者揭穿了，又因为在广东胡作妄为，被广东政府赶走。这种事情的发生，正是在嘉靖皇帝即位之初，中国有旧案可稽，这回又用满刺加名义求贡，可能由于初时没有考虑，但经过深入考虑之后，发觉所用名称不妥当，因而又改称“蒲丽都家”。想不到这样一改更坏，给礼部看出了破绽。
“礼部议：南番国无所谓‘蒲丽都家’者，或即佛郎机诡托也。请下镇巡官详审。若或诡托，即为谢绝。或有汉人通诱者，以法治之。奏可。”
“实录”这一段记载是非常重要的。它一方面说明了他们协助广东政府平定柘林海兵目的是借协助中国封建政府镇压人民暴动，讨好于中国政府，企图以此作为正式建立贸易往来关系的手段。可是由于看穿了他们是佛郎机，毫无结果。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出年（嘉靖四十四年）是葡萄牙殖民者强硬在澳门盖屋居住之后的第八年，直到这个时候，中国政府不特没有允许他们在澳门居住，甚至贸易往来关系都还未曾建立。足证初时不过凭借行贿手段混进澳门来，说什么代中国政府平定海盗，中国政府在年（嘉靖三十六年）把澳门给他们作为酬劳，简直是胡说。
无论在年（嘉靖三十六年）没有这回事，就是在年（嘉靖四十三年）助平柘林海兵事件之后也没有这回事。我们从历史事实也同样得到证明：在柘林海兵平定以后，提督两广军务吴桂芳怎样把这件事上闻于皇帝，我还未曾检查出他的奏疏。我只知道他在把俞大猷的功绩报上朝廷的奏疏里有“收群策而行间谍，料敌如在目中；抚商夷以助折冲，制胜归之掌上”等语句，后来皇帝对于这一事件怎样论功行赏，我们是知道的。平柘林海兵事件有“功”人物的升赏是在年（隆庆二年），经过御史王同道勘查以后才给赏的。
穆宗“隆庆实录”卷十九隆庆二年四月乙未条写道：
“先是，嘉靖甲子广东潮州府柘林兵乱，攻省城，杀掠甚众，守臣擒之。至是，御史王同道勘上功次。上命赏提督两广侍郎吴桂芳、前总兵官恭（原作‘供’误）顺侯吴继爵（各）银二十两，采币一表里，前总兵（原作‘督’误）俞大猷等各十两”又“隆庆实录”卷二三隆庆二年（）8月壬午条也载有：
“嘉靖四十三年征剿柘林啃叛兵及东莞县、白石、海南栅、海寇官兵周贵等人，各升赏如例。”
这里面并没提到对葡萄牙人有什么赏赐，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提及。殖民者竟捏造出皇帝有旨把澳门给他们，试问有什么根据？
由上面的论证，我们可以确定：葡萄牙殖民者所传平定海盗，中国皇帝把澳门给他们作为酬劳，完全没有这回事。
其次，像上文所举耶苏会士、马多斯的文件，说广州官吏把澳门这个地方给葡萄牙人作为剿灭剧盗的酬赏。本来这种说法是非常幼稚而可笑的，不值得来说明的。由于藤田丰八的考证也抱着类似的谬见，他毫无根据的猜测当时广东当局与葡人之间有“秘事”存在，俞大猷等因一时权略，许葡人居留澳门。甚至对俞大猷“贡事已明论共决不许”的说话也表示不相信。他虽然未见到马多斯的文件，事实上无异与马多斯双簧合唱。我们不能不就俞大猷、吴桂芳等对葡人的态度作出说明。
我们知道，在平定柘林叛兵之后，葡人自以为有很大的功劳，恃功恣横，俞大猷非常愤慨。他有一封信给吴桂芳，主强对葡萄牙殖民者用兵。这封信载在“正气堂集”卷十五，标题为“论商夷不得恃功恣横”，信内说：
“用官兵以制夷商，用夷商以制叛兵，在主将之巧能使之耳。商夷用强硬法盖屋成村，澳官姑息，已非一日。三门之役，神妙之算，恩威之布，彼亦心服。今欲剪之，岂无良方?若以水兵数千攻之于水，陆兵数千攻之于陆，水陆并进，彼何能逞？此伙所用兵器，惟一软剑，水战不足以敌我之刀，陆战则长枪可以制之无疑也。惟鸟铳颇精，大铳颇雄。军令一严，冒死一冲，彼自破也。往岁诏安走马溪夹板数只，同日而亡，猷所亲见。即如人言商夷难制，则自古及今，广东祸患无时而已，五羊居民消散已久，安有今日？今与老大做一场，以造广人之福。窃谓惟名公能操发纵之权，唯猷可勉效鹰犬之劳。失今不为，后来无望。惟钱粮宜多费，商税有数年之绝耳，愿名公熟计。”
从俞大猷这一建议，可见他对于葡人在澳门强硬盖屋居住，已经愤恨之极。在平定柘林海兵以后，又恃功恣横，更激怒了他。他准备和葡萄牙殖民者“大做一场”，是他向吴桂芳建议的。怎能说他会因一时权略，许葡人居留澳门？怎能说他们两人与葡人之间有“秘事”存在？这种猜测是完全不近情理的。
吴桂芳当时未曾采纳俞大猷的建议和葡萄牙殖民者“大做一场”，只表现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妥协性和软弱性。钱粮多费，商税有数年之绝也有关系，但绝不能说期间有什么“秘事”存在。事情是很明显的，在柘林海兵事件之后，吴桂芳就发动增筑广州外城的城墙，由南门至西城角门，增筑了九百多丈，耗费了银七万两。这种措施固然由于柘林海兵进逼省城的教训，惩前毖后，加强城防，以备不虞。但广州城的增筑，其主要目的是在于防备恃功恣横，盘踞在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我们这样说，绝不是忖度的，有当时霍与瑕所撰的“吴自湖公生祠碑”可证，碑文说：
“岛夷窥伺河畔久矣！每有凭陵之心，今设立重城，彼过而望之，将日‘是巍巍者为之捍，毋庸力矣’。潜消不轨之谋，默寓先发之制，不亦豫乎？”
吴自湖即吴桂芳，自湖是他的别号。霍与瑕是广东南海人，霍韬的儿子，与吴桂芳同时。碑文盛称吴桂芳筑城的功劳，替他建生祠主要是由于他有这种劳绩。碑文草稿写成之后，并曾寄给吴桂芳看过。碑文内所说广州设立重城的目的是绝对可靠的。碑文内所谓窥伺河畔已久的岛夷，就是指当时盘踞澳门的葡萄牙殖民者，霍与瑕在他的著作“霍勉斋集”卷十九，“处濠镜澳议”一文中有说到。由于他们蛮横无理地盘踞了中国的领土澳门，引起广东当时各阶层人士的顾虑，恐怕他们会直趋省城，不能不提高警惕，预为之防。大抵当时吴桂芳关于这一点有过明白表示。我从当时南海陈万言的“贺吴自湖中丞新建外城序”中同样看到有“公以为杜窥觊之心而成保障之功多于数十万兵革”的说话，可以为证。至于怎样提高警惕，我们看当时广东南海庞尚鹏御史的《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就可知道，疏里写道：
“夷众……跪形异服，弥满山谷，剑芒耀日，火炮震天。喜则人，怒则兽，其素性然也。奸人且导之，凌轹居民，蔑视澳官，渐不可长。若一旦豺狼改虑，不为狗鼠之谋，不图锱铢之利，拥众入据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噪直趋会城，俄顷而至。其祸诚有不忍言者，可不逆为之虑耶？”
庞尚鹏这封奏疏写作的年代是与平柘林海兵事同年的。柘林海兵平定后，吴桂芳毅然决然不顾那些因筑城而房屋被拆毁的居民的反对，把外城墙增筑起来，基本上是当时官宪们提高警惕，戒备葡萄牙殖民者可能蹈袭柘林海兵故智的必要的措施。
由此可见布拉加所引述耶苏会士马多斯的文件说什么由于葡人剿灭著名的威胁广州城的海盗，广东官吏们批准以澳门给葡人作为酬赏，说什么因为这种缘故，葡人被徙至近广州的地方等，完全是凭空杜撰。不特与真正历史事实不符，而且刚刚相反。藤田丰八胡乱猜度广东当局与葡人之间有“秘事”存在，亦完全不顾历史事实，肆口妄言。
现在，我们进一步研究葡人协助平定柘林叛兵后葡萄牙首领所得的犒赏究竟是什么。从俞大猷“功成重赏其夷目”一句话看来，给首领的酬赏是有的。又从上文所引穆宗“隆庆实录”隆庆二年（）之文看来，出自中国皇帝的酬赏则是没有的。那么，这种酬赏，只有出自提督两广侍郎吴桂芳。
像耶苏会士、马多斯文件所称广州高级官吏们给葡萄牙两个首领每人一道“金笞”以示感谢，可能是真的。所谓“金笞”，葡萄牙文作Chapadeouro，英文译为goldenchop，孟达多根据澳门葡人士话称中国官府的公文为chapa因而假定一种金字的荣誉状。尽管葡人的文献对于chapadeouro的解释纠缠不清，我认为孟达多的假定是合理的。由于协助平定柘林海兵的关系，当时吴桂芳以金字写的荣誉奖状赏给培累拉和得·美庐这两个首领，表示感谢之意，这是合理而可信的。与奖状一起还有犒赏礼物，也是情理之常。
葡萄牙殖民者当局得到金字的荣誉奖状，受宠若惊，由这种事情又产生出谣言来了。他们说这种“金笞”是中国皇帝把澳门批准给他们的凭证。并且言之凿凿，还有人说这些文件后来用木和石刻在议事亭(Senate-house)云云。众所共见的议事亭，有没有这种镌刻，一望而知，本来是绝不能撒谎的，可是竟这样撒起谎来。连孟达多都不能不承认：“这些文件到哪里去了是一个谜，甚至连石刻都不见了！”
关于“金笞”所捏造的这样的谎言，摩斯(H.B.Morse)早就表示不能相信。他说，“作为殖民地的特许状的‘金笞’，说得多了，说是中国皇帝所赐，又说失掉了；可是总没有记载说及任何非官方人士曾见过它的”。这种怀疑是不足怪的，由于葡萄牙殖民者信口造谣，把广东当局给培累拉等的荣誉奖状（金笞）说成了中国皇帝批准葡人占领澳门的特许状，与事实完全不符，这样一来，使本来可信的部分，亦令人不能相信了。
除所谓“金笞”以外，我们从陈吾德“条陈东粤疏”见到俞大猷当时答应葡人的只是免“抽分”一年。这件事俞大猷私人答应了，可是海道副使方面通不过。到期，葡人恃功抗税，激恼了海道副使，下令严禁兵民与葡人交通往来，结果葡人自愿比过去加倍缴税。免一年抽分尚不可得，其他可想而知。自称获得澳门酬劳，完全是捏造出来的。
五、结论
关于外文记载所传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发生发展的经过，我们就其所传种种，根据中国原始资料，互相印证和比较研究的结果，我们可以说了如指掌了。
直至现在为止，关于葡人入居澳门由来的说法，所能举出的葡文以及其他外文的早期资料，属于16世纪的，只有平托的因本地商人请求广东政府把澳门给葡人说，没有所谓赶走海盗这回事。由于年（嘉靖四十三年）澳门葡人企图讨好中国政府，俾达到正式建立贸易往来关系的目的，甘为鹰犬，自愿效劳，于是有协助广东政府平定柘林叛变这回事。他们的目的虽然达不到，但是，从这一件事以讹传讹，到17世纪，就逐渐形成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了。
平定柘林海兵事件是造成讹传的基本史实根据，罗朗索˙卡发尔犹的答书则是促使这一谣传发展的基本原因。答书的用意只不过因为广东官吏们要赶他们走，提出曾代平定叛乱有功作为抵赖。罗朗索˙卡发尔犹所举的事实，还不是柘林叛兵事件。但耶苏会士们众口流传，以讹传讹，说成葡人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了。这一说的演变发展，愈弄愈凶，到18世纪后期，变成了葡人以武装流血占领得来说了！
后出的说法和最早的平托的说法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已经无法解释。协助广东，当局平定柘林海兵事发生于年（嘉靖四十三年），亦即发生于葡人占据澳门之后第七年，把它作为年（嘉靖三十六年）占据澳门的理由，时间上的矛盾，更无法解释。
柘林叛兵的首领是徐永泰、谭允传、庐君兆。在17世纪初他们已经举不出名字。因为柘林叛兵曾围困广州城，曾一本也曾围困过广州城，又因为曾一本在进攻广州撤退时，曾进攻过澳门的葡人，攻不下，就说叛乱者的首领是曾一本，并且说他平定了柘林叛兵。曾一本不是柘林叛兵首领，也没有被葡人平定。曾一本进攻广州是在l年（隆庆二年），也即是在葡人占据澳门之后第十一年，平定柘林叛之后第四年，时间上相差更远。
由曾一本而牵涉到林道乾，尤为错误。林道乾没有进攻过广州。虽然提督两广军务殷正茂曾有过遣派香山吴章和葡人追击林道乾这回事。这件事是在～1年（万历元年～万历二年）之间，也就是说在葡人占据澳门之后的第十六七年，在平定柘林叛兵之后九至十年。并且林道乾根本没有被葡人平定。
把曾一本和林道乾两个人的行动看作同一件事，固然错误。假如把他们作为被平定的柘林叛兵首领，又是张冠李戴，把这些作为占据澳门的理由，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
很显明：由于这些人的事迹时间都不相符，后来又捏造出一个中国史志找不到的所谓著名巨盗“张西老”或“张四老”。
葡萄牙殖民者企图把平定柘林叛兵事作为占据澳门的理由，东凑西扯，歪曲捏造，结果演成事迹、时间、人物方面，彼此所传，矛盾百出。
尤其可笑的是：两个葡人首领由于协助广东政府平定柘林叛兵从广东当局所得的金字荣誉奖状，竟被说成中国皇帝批准葡人占有澳门的特许状，甚至还言之凿凿，说这种文件用木和石镌刻在澳门的议事亭里。这样的谎言都可以撒出来！
历史是不能捏造的，捏造的历史是不可能证实的。不论澳门史专家或汉学家，企图把捏造的讹言说成信史，只有枉费心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事情的发生，不见于官书，必见于私家著述。像这样的问题，只要就事件的内容、发生的时间、有关的人物，把中外记载互相勘对，是非真伪就可以一目了然。捏造的历史，必然矛盾百出，在真正历史事实面前必然露出原形。殖民者所捏造的赶走海盗获得澳门酬劳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事例。
戴裔煊
《戴氏读风记》手稿选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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